“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差惡之心，義之端也，辭懷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感想作文？
戰國時期,人性善惡問題是當時思想界熱烈討論的問題之一,當時主要有三個代表人物:以孟子為代表的“性善論”、以荀子為代表的“性惡論”和以告子為代表的“性無善無不善論”。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有四種表現:仁、義、禮、智。這四種表現不是從人性之外灌輸的,而是生來就有的,因為人人天生就有惻隱之心、善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公孫丑上》一文就是孟子針對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主張進行的批駁。告子認為“生之謂性”,董仲舒對這一結論的解釋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質謂之性”,即“性”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無所謂善與不善。孟子在批駁了告子的觀點後,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四種萌芽,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且認為,人類的這種善端“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
“四端”學說在孟子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是儒家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我們知道,孔子時代已經“禮崩樂壞”,秩序全亂。王不像王,侯不像侯,子弒父、臣叛君比比皆是,本來和諧有序的金字塔已經搖搖欲墜。為了喚起人們對“禮”的遵從和敬畏,孔子賦予了“仁”新的內涵,其弟子有若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如果說“禮”的作用是為了區分協調上下、尊卑、親疏、遠近之間的關係,那麼“仁”就是愛人,這種愛不是兼愛,而是一種差等之愛,一種根據血緣關係的遠近推己及人之愛。這樣,“禮”所設定的冷冰冰的社會秩序由於有了“仁”的情感基礎,就顯得溫情脈脈了。孔子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仁”固然為“禮”注入了情感基礎,但是,這種情感是從哪裡來的呢?尤其在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殺伐征戰,民不聊生,強調“仁”已經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孔子在世時,其主張就被子路嘲笑為“迂”。
為了迴應新形勢下對儒學理論的衝擊和挑戰,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及“四端”學說,使仁政有了人性的基礎。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認為“四端”是人人具有的,這就決定了施行仁政是完全可能的;能不能最終實現,則取決於個人態度如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而那些不行仁政、置人民死活於不顧的人,一定是“自賊者也”,是不配稱做人的。可見,孟子的“四端”說既是對統治者的熱切呼喚,又是對獨夫民賊的激烈批判,他把仁政寄託在統治者的“惻隱之心”上,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可能有空想不切實際的地方。但孟子提倡仁政,反對暴政,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進步思想,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始終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差惡之心，義之端也，辭懷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感想作文？
戰國時期,人性善惡問題是當時思想界熱烈討論的問題之一,當時主要有三個代表人物:以孟子為代表的“性善論”、以荀子為代表的“性惡論”和以告子為代表的“性無善無不善論”。孟子認為,人性本善有四種表現:仁、義、禮、智。這四種表現不是從人性之外灌輸的,而是生來就有的,因為人人天生就有惻隱之心、善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公孫丑上》一文就是孟子針對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主張進行的批駁。告子認為“生之謂性”,董仲舒對這一結論的解釋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質謂之性”,即“性”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無所謂善與不善。孟子在批駁了告子的觀點後,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四種萌芽,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且認為,人類的這種善端“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
“四端”學說在孟子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是儒家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我們知道,孔子時代已經“禮崩樂壞”,秩序全亂。王不像王,侯不像侯,子弒父、臣叛君比比皆是,本來和諧有序的金字塔已經搖搖欲墜。為了喚起人們對“禮”的遵從和敬畏,孔子賦予了“仁”新的內涵,其弟子有若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如果說“禮”的作用是為了區分協調上下、尊卑、親疏、遠近之間的關係,那麼“仁”就是愛人,這種愛不是兼愛,而是一種差等之愛,一種根據血緣關係的遠近推己及人之愛。這樣,“禮”所設定的冷冰冰的社會秩序由於有了“仁”的情感基礎,就顯得溫情脈脈了。孔子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仁”固然為“禮”注入了情感基礎,但是,這種情感是從哪裡來的呢?尤其在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殺伐征戰,民不聊生,強調“仁”已經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孔子在世時,其主張就被子路嘲笑為“迂”。
為了迴應新形勢下對儒學理論的衝擊和挑戰,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及“四端”學說,使仁政有了人性的基礎。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認為“四端”是人人具有的,這就決定了施行仁政是完全可能的;能不能最終實現,則取決於個人態度如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而那些不行仁政、置人民死活於不顧的人,一定是“自賊者也”,是不配稱做人的。可見,孟子的“四端”說既是對統治者的熱切呼喚,又是對獨夫民賊的激烈批判,他把仁政寄託在統治者的“惻隱之心”上,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可能有空想不切實際的地方。但孟子提倡仁政,反對暴政,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進步思想,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始終發揮著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