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在於民心所向，民強則國富，唐宗宋祖有治世才能，能治世安民固然可取，世襲制要代代相傳，不是每一代都能治理成盛世，總有一代會衰退，最後走向滅亡，幾千年的歷史朝代無同相同，它的可取之處就是給後人以警示。

有個老師說的好，民主與否取決於人多人少！

雅典議會出名吧，早期民主，開會，一個山頭坐下來，喊一嗓子，妥了。

與此同時，中國什麼情況大家都知道，隨便一戰都是十幾萬人規模，你咋喊？要實現民主，你還得挨個山頭喊？等你弄完了，皇帝都快掛了。

所以朝代昌盛取決的是管理層，平民百姓大多數時間還是為了溫飽果腹！

謝謝邀請。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專制也不例外。譬如一把菜刀，在廚師手中可以做佳餚美味，在歹徒手中可以為禍一方。專制帶來無邊的權力，這種權力如果用來濟世為民，當然可以大大地造福社會，大大地促進發展;同樣的，這種權力用來禍國殃民，用來勞民傷財，用來暴虐天下則破壞力十分驚人。西方的民主輪替，導致不會出現大好，也不會出現太壞，處在中間態。專制則容易出現兩個極端，冷熱不均。忽冷忽熱是易病的，這就導致專政體制難以長久，中國歷史上更多的是改造換代，是動盪不安，真正的太平盛世反而屈指可數。半專政半民主是最好的遠擇，不世襲，有更替，既有專政基因亦有民主特色，不失為更好選擇。

專制是從秦始皇開始的，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相對於分封制是歷史的進步，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說，社會形態變化是生產力推動的結果。人類社會每次大的變革都與生產力有關，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變革只是侷限在改朝換代方面，也就是說用新專制代替舊專制，新專制吸取舊專制的教訓往往緩和階級矛盾，使生產社會得以發展，凡是盛世都是社會動盪後出現的。比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等。

社會制度必需適生產力的發展，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專制是比較適應的，全世界基本都一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代替了封建專制，建立起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人類發展進入快車道，創造出巨大經濟奇蹟。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歷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一次神奇結合。但是，這個歷史飛躍不會一帆風順，社會上還有封建殘餘，生產力不發達，甚至要允許資本主經濟適當發展，還不是馬克思描述的社會主義，是小平同志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時期生產力不發達，經濟基礎不雄厚，社會不夠穩定，前蘇聯和東歐都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證明。在這時期實行大民主不可取，適當的專制是必要的，民主集中制比較可行，也就是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中國古代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專制。從周朝開始都是丞相治國。畢竟皇帝是天生的。但丞相卻是從全國中選出來的治國能手。元明清沒有丞相，國家再也沒有超過400年。

專制不一定完全不好，具體要看專制的人。但是一直專制就肯定會出問題而且是嚴重的問題。

理論上，任何主義都是由人在管理，只要是人管理根本上就取決於專制個人的能力，君主如果是個雄才大略，仁厚寬賢之主，國家就呈現上升趨勢，好處就是可以統一排程協調集中資源幹成一兩件事，取決於統治者的意志，但是這種體質風險很大，把整個國家的方向和百姓的民生寄託於某一小部分人身上，如果這部分人不是起於民間而是從小長在宮廷廟堂就會缺少對這個國家和百姓真實的瞭解，那麼就極其容易出現問題。五千年的輪迴一再證明這個道理，子樣數算下來也不下十幾個，足以證明世襲集權統治長久不了。國家需要發展，一定要引導並鼓勵百姓有所參與，才能更穩妥的發展，也有很強的糾偏能力，雖然速度不一定多快，但是穩定性肯定比世襲集權獨裁統治要更加抗風險，社會也會更加和諧。

唐宋的繁盛，恰恰是因為它們的政治制度是不專制的，尤其是在宋朝的時候，皇帝的職權幾乎被限制到了最低。

大名鼎鼎的貞觀之治，其根本其實是李世民有意引導的“三權分立”，也就是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的三省制度。三省長官皆為宰相，彼此之間相互制約，這被視作是君權對相權的削弱，但實際上，這也是對君權的制衡。

《貞觀政要》記載，李世民的任何敕令，都必須經過政事堂宰相集體核准，通過後再加蓋“中書門下”的印章，才可以由尚書省執行。如果皇帝繞過政事堂直接找尚書省，其詔令可以直接被宣佈非法，各級機關可以拒絕執行。這種制衡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同時也證明了房玄齡、長孫無忌等貞觀宰相的深謀遠慮。

至於宋代的宰相制度，更是幾乎達到壓制君權的程度。也許很多人津津樂道於趙匡胤撤掉了宰相的座位，但是實際上，宋朝的名相是最多的，而皇帝則真真正正基本只是起到一個垂拱而治、更換首相的作用。

除了太祖太宗以外，宋朝罕有名君（有名氣的君主）。但是宋朝的經濟水平卻一直處於一個長期高度發達的狀態，這個原因，就和宋朝的虛君實相有關。而這種制度，到了南宋更加明顯。宋理宗想要賞賜給內侍一點東西，都得宰相批准才可以，足以見到這種虛君實相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