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從技術上說並不難。難就難在這個全字上。全，代表完全，完美。多一個字就有本質上的區別。區別在哪？全數字化轉型就代表企業進行的不僅表面上的數字化技術變革技術轉型變革，而且還完成了數字化組織變革。

完成全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組織機構，將從傳統進入智慧化。

“智慧”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熱詞，從人工智慧、智慧製造、智慧機器、智慧社會到智慧組織等新概念不斷湧現，那智慧到底是什麼？

工業和資訊化部原副部長楊學山在《智慧原理》一書給出了智慧本質的定義，智慧是一個主體適應、改變、選擇環境的各種行為能力。

什麼是主體？主體可以是一個機器人、一臺機床、一輛AGV小車、一個立體倉庫，可以是一個研發中心、銷售團隊、生產班組、一個企業，也可以是一個小區、一個城市。

所謂的智慧，就是這樣的主體，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做出反應的一種能力。

全數字化轉型就是要做到對於各主體賦予智慧化能力。

德魯克於1946年提出了組織概念後，人們對組織的認知不斷深化。在數字經濟時代，市場需求變化和資訊互動方式的變革不斷激發人們對組織未來的思考。

所以數字化轉型應運而生。

今天，組織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當資訊科技將人－裝置－業務－系統－組織－企業連線成一個網路，傳統的業務系統從一個簡單的機械系統演變成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一個組織如何面對複雜生態系統的不確定性需求。這是智慧組織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技術變革和組織變革成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突破口和著力點。

數字化轉型的程序中，我們會面對各種問題和挑戰，國際諮詢公司、權威學術機構等這一話題做過多輪調查，其結論都差不多，如系統分割、資料孤島、遺留系統、IT與業務融合等。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思考三個基於問題：

第二，系統分割、資料孤島等問題是不是隻有某一個行業才有？事實上零售、物流、製造、金融、政務、教育、醫療等幾乎所有行業都面臨同樣問題。

第三，這些問題是不是隻有中國有？事實上，美國、德國企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德國工業4.0提出解決橫向整合、縱向整合、端到端整合三個問題，本質上就是要解決跨系統資料互聯互通互操作問題。

今天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帶有全域性性、普遍性、長期性的問題，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其基本矛盾是什麼？1980年代我們國家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十九大報告提出國家的基本矛盾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不均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今天我們這個問題拋給在座的各位，我們思考一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序中，面臨的基本矛盾是什麼？

數字化轉型的基本矛盾是，企業全域性最佳化需求與碎片化供給之間的矛盾。對於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問題，不在於是不是沿著自動化——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的路線圖演進，核心問題在於企業如何從區域性最佳化走向全域性最佳化。

企業全域性最佳化為什麼重要？基於對領先的十萬家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和收益價值分析，得出一個規律：企業數字化投入和數字化收益之間不是一個線性關係，企業數字化收益只有跨越了某個系統整合拐點之後，才會呈現指數化增長。就是隻有實現更多業務系統之間資料的互聯互通互操作，企業收益才會呈現指數化的增長，只有實現全域性最佳化，才能創造更大的價值。

我們如何解決數字化轉型的基本矛盾？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進行反思，需要思考如何彌合傳統思維的斷裂帶。

具體來講，需要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從需求端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邏輯需要區域性最佳化切換到全域性最佳化，企業高層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產品全生命週期、全產業鏈、全要素、全場景的背景下，實現數字化轉型。

二是從供給端來看，解決方案提供商應當思考如何把過往基於封閉業務系統打造成一個開放的業務系統，從基於企業內部管理最佳化到構建與消費者、供應商高效協同的開放體系。

三是從供需匹配看，商業系統從過往簡單的機械系統正在演變成複雜的生物系統。無論是需求方還是供給方，都需要在複雜生態系統中思考如何打造新業態、新模式、新組織。

這就是全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轉型是組織如何為客戶創造價值的一個根本性變革，也是隨著資訊科技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在世界範圍內，數字經濟早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內容，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線，並在逐步推動產業界和全社會的數字化轉型。數字轉型一般是從CEO開始，因為需要跨部門的協作，而且是以業務為中心的理念與快速的應用程式開發模式相結合。這種全面的變化通常都是包括追求新的商業模式，進而包括新的收入來源，而且這種都是由顧客對產品和服務的期望的變化所驅動的。目前，中國已經是最大的數字化消費市場，崛起的新興數字行業、企業在金融服務、通訊、出行和物流等領域對傳統的市場規則和傳統行業、企業形成巨大沖擊，中國經濟正經歷由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型，數字化所帶來的新的理念和商業模式也加快了中國的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