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絕無也”。按品秩，翰林院不過是一個五品衙門，尚不如一個地方的府級單位，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絕不是其他同品級部門所能比肩或代替的，尤其在人才培養和儲備方面具有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對政治人才尤其是高層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視和用心經營。

　　從制度上講，明代 翰林院是朝廷考議制度、詳正文書、諮議政事的職官機構，翰林官的主要活動多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從事誥敕起草、史書纂修、經筵侍講等。然而，自天順朝以後，出現了“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奇怪現象。

  這種現象足以說明，翰林院既是明代透過科舉考試彙集優秀人才之所，又是明代高層政治人物的輸出之所。  

　　明代科舉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直接進入翰林院，二等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預備資格，三等則委以地方基層官吏或其他職務。

  可見，能夠直接進入翰林院的，實則僅科舉進士名列前茅者。對於這樣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視，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動，既是履行其處理政事的職能，同時更具有鍛鍊能力、增長見識的意義。  譬如，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種誥敕本應閣臣起草，但實際上一般性檔案多由翰林代筆，這項工作有助於翰林官適應政務、加深閱歷、加強對國家事務的熟悉；對明代歷朝實錄的編寫一般由閣臣領銜，翰林負責實際編修，這項工作加強了翰林官對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瞭解；而在經筵侍講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斷熟悉朝廷儀制和國家要政；同時由於經筵講讀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師生的關係，成為翰林官在院期間或日後為官主政時啟沃君心、對皇帝施加影響的重要條件。

    此外，翰林官有著更多的親炙鴻儒、接近權要的機會，又能飽覽史料邸報，參加某些重要會議，便於對政局時事獲得具體而深入的瞭解。這些都使翰林學士不斷積累政治學識和經驗，為日後準備較好的政治素養。

　　明代科舉人才的翰林院經歷，確使翰林官積累了相當的政治經驗，增廣知識，擴大視野，自律砥礪，深蘊厚積，漸趨成熟，為入閣輔弼積累一定的政治素養。  明代高層政治人才多出自翰林院已是無庸置疑。

  《明史·職官志》記載，“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這就無怪人們要視翰林院為“儲相之所”。正因為如此，明代內閣閣臣始終能夠保持其純正的科舉精英的出身，並經過翰林院的歷練與積累。

　　除了入閣為相之外，翰林在明代政壇還有十分廣泛的舞臺。  明代翰林官兼任科道或實任科道的情況頗多，庶吉士散館之後，科道官是未得留館的庶吉士的主要出路之一；而翰林學士在外轉為官諸方面，也有其不可忽視的政治優勢，部分由皇帝親擢為行省長官，巡撫一省；多數出為州縣地方官，為地方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

  此外，翰林官還作為科考官，主持、監督各地各級的科舉考試，積極參與朝廷的人才選拔工作。  

　　由此可見，明代翰林院遠非普通的文職機構。作為國家重要的育才、儲才之所，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對明代翰林院的儲才功能頗為讚許，認為明代進士進入翰林院期間，一面讀書修學，一面獲得許多政治知識，靜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為一個儲才養望之所，明代的許多大學問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們並不是只懂八股文章，其他方面也多有優長，而且多負有清望，是朝廷著意培植的人才。

　　然而，不可諱言，明代翰林院在人才的培植上也不乏消極的一面。首先，明代閣臣很多都有翰林的出身和經歷，由於在朝中長期任職，逐漸形成朋黨勢力。他們嶄露頭角，進入內閣之後，便有一些同僚、同鄉、門生及親信官員聚結在周圍，形成門戶。

  閣臣的翰林院經歷本是為培養其輔政能力，使其能在入閣後就能擔起輔弼之任，但卻也使其過早地沾染了官場的習氣，拉幫結派，甚至捲入酷烈的黨爭之中。  其次，翰林官久滯翰苑，熟讀經史，工於詩文，能圓滿地回答皇帝提出的各種問題，但缺乏廣泛接觸社會實際的政治經驗，尤其是對於全國性政務、基層社會問題沒有直接的瞭解和認識，在入閣後，僅憑以往的舊例辦事，缺乏創新精神，又不調查研究，依賴於長官意志，無法承擔政治中樞的重任。

    這些不能不說是翰林院制度的極大缺陷，這一缺陷不僅限制了明代內閣等部門更為積極有效地進行政治管理和國家治理，而且給整個官僚階層、政治體制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翰林院從唐朝開始設立，初時為供職具有藝能人士的機構，自唐玄宗後，翰林分為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供職於翰林學士院，一種是翰林供奉，供職於翰林院。翰林學士擔當起草詔書的職責，翰林供奉則無甚實權。晚唐以後，翰林學士院演變成了專門起草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有“天子私人”之稱。在院任職與曾經任職者，被稱為翰林官，簡稱翰林。宋朝後成為正式官職，並與科舉接軌。明以後被內閣等代替，成為養才儲望之所，負責修書撰史，起草詔書，為皇室成員侍讀，擔任科舉考官等。地位清貴，是成為閣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員的踏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