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於論辯，是《孟子》散文的特徵。孟子曾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在百家爭鳴的時代，要闡明自己的觀點，維護自己的立場，批 評其他學派，就不得不進行論辯。事實上，好辯不僅是《孟子》的特徵，《墨子》、 《莊子》、《荀子》、《韓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說理文的論辯術，由《墨子》 開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採用了類比推理、歸納推理等邏輯方法。其論辯 中的邏輯思辨色彩，對先秦說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墨家重質輕文， 《墨子》文章質樸無華，缺乏文采，不夠生動，從而使其論辯文雖邏輯嚴謹，文 學意味卻不濃。《孟子》的論辯文，在邏輯上也許不如《墨子》嚴謹，但卻更具 有藝術的表現力，具有文學散文的性質。　　《孟子》中的論辯文，也巧妙靈活地運用了邏輯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應手 地運用類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縱，反覆詰難，迂迴曲折地把對方引入自己預設 的結論中。

《墨子》一書大部分是墨子弟子對他的言行記錄，也有一部分是後學者著作。 墨子的思想：主要是“兼愛”和“非攻”，另外主張“尚賢”、“節用”、“節葬”、“非樂”。 《墨子》散文特色：“三表法”注重對客觀事理的剖析，注意用事實論證，注意實際效用；以邏輯嚴密著稱。三表法： 在《墨子·非命上》提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在“三表法”中，墨子強調判斷一種言論或知識的真假，必須參證歷史的經驗、百姓的見聞和實際的效用。認為要以對國家人民是否有利為標準來衡量言談文學，要參考歷史的經驗和具有現實根據，要注重在實踐中檢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