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快樂的五口人家。一夜之間，三個孩子一個女主人就這麼被惡毒女保姆害死了！

期待法律的公正！支援死刑判決！

“保姆縱火案”發生將近一年（2017年6月22日），因其中牽扯的道德人性較為複雜多變，一直浮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在“一審”中，以放火罪和盜竊罪二罪並罰，決定對莫煥晶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莫煥晶當庭表示認罪。但在“一審”宣判不久後，莫煥晶表示對判決不服，向法院提起了上訴，也導致案件不得不進入“二審”。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莫煥晶應該屬於被輿論欽定的“死刑犯”，這不是基於簡單“道德審判”的層面，因為從法律範疇上，她所觸發的惡果，也已經達到既定的懲治範圍。當然，“死刑不死刑”，只是法律上的意義。對於莫煥晶而言，她本身的人設存在，或許早已“被執行死刑”。

於此而言，“二審”的存在，實質上就是莫煥晶為“求生”（從“死刑的人”變成“死緩”或者“無期徒刑”）的一種爭取過程。而並非說她可能“被寬恕”、“被洗白”。而這種“求生”的願望是否可以實現，實際上也並不樂觀。但作為個人“求生”的爭取，似乎又必須給予一定的空間，這與善惡無關，只是單純對生命的考量而已。從這個層面上而言，“二審”的存在似乎又具有更普適的意義。

從對惡性事件的評價來看，絕大多數普通人都希望對犯罪份子的懲治“從重，從快，從嚴”，以此讓社會能迅速安定下來。他們中大多數人認為，刑事案件永遠是一件“打擊壞人”、只有“壞人”才會捲進去的事情，而自己屬於“好人”之列，好像永遠不會觸及。

而嚴峻刑法、快速斷案，即便產生誤差，造成的也是“壞人倒黴”，和自己沒什麼關係的，自己永遠不會需要一個保護被告的法律。而這也導致，在輿論的情緒流中，容易出現法律還未動，道德已經開始審判的情境，不能說這是最壞的圖景，但一定不是最好的願景。

但是，一個國家的法律是針對它的全體人民，只有每一個人在法律中被公正看待，任何一個“個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況下受到法律的保護。從而擁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個社會縱容對一部分大家認為是“壞人”的人草率處理，表面上看起來是維護“好人”的利益，但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已經隱含對每一個“個體”權利的危險。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莫煥晶的辯解求生，在大的社會層面上是積極的，而非一部分人所認為的“寬恕惡魔”。還有不少人質疑律師是不是“為錢而不要正義”，這裡也要說明一下。從律師的職業職能出發，為自己的客戶提供法律服務，只要不違背法律層面上的規則，實際上就是合理的。而這無需道德上的過分苛責，否則法律的意義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所以，這也體現出用法律剝奪生命的“謹慎性”。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允許“死刑犯”有上訴的機會。這不是說法律在袒護“壞人”，而是法律作為抽離道德的一種規則，它更講究對抽象人性的尊重和珍視。在法律面前不管是“壞人”還是“好人”，就是依照規則處理，而不是從情緒和立場層面去治罪，這或許就是法律本身的魅力。

於此，對於莫煥晶對“二審”的爭取，無論結果如何，過程本身都值得尊重和理解。因為這種“求生”的過程，這是每一個人生命的底色。甚至，在很多國家裡，人們對“死刑”本身也存在爭議，這裡暫且不過多討論。不過，從“死刑犯”對生命的渴求層面而言，似乎這算是一次典型的求生正規化。

說到底，從莫煥晶賭博，盜竊，放火這一系列過程中，除卻顯露出人性的險惡，同時也展現出人類求生的慾望失控。而這個過程中，也再次提醒我們每一個人。失控的慾望往往會成就失控的結局，我們以為的小惡往往會成就大惡。

而莫煥晶不斷的周旋，也只能說明她對生命本身還心懷希望，但卻難以洗刷她對林家的罪孽。甚至，就算她被立即“執行死刑”，罪孽也依舊不會消散。悲劇發生就代表它永遠的發生了。罪惡的懲治只能算是一種慰藉，而不能消除它本身帶來的創傷。這就像我們常講的：“我不小心打你一下，難道反過來回擊就能緩解傷痛”。顯然是不能的，最多也就是舒緩情緒而已。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也更加確信“二審”的價值更多在於生命本身和社會圈層。而對於林生斌一家而言，莫煥晶應該早就“死掉”，因為她不僅摧毀掉的是林家人和林家人的家園，同時也粉碎掉林家人對她的照顧和信任，而這一切足以將其“人設”從林生斌的生活中抹掉。

當然，作為一個“公共事件”，主流的輿論還是希望維持“一審”，但這與“二審”的啟動並不矛盾，都是為尊重生命而追問，只是一個是正義面的追問，一個是救贖面的追問。結局或許早已不重要，但它本身的存在卻能使法律更加貼近人性，而非以道德的不剋制殺死罪惡的不剋制。

所以，我特別認同劉再復對人性的解釋。他說，獸的原則，咬死同類，然後自己活下去；人的原則，保護同類，讓同類和自己一起活下去。然而讀了中國的酷刑史，便會知道，許多人的行為，是最兇猛的野獸也不會幹的。

以此為“二審”的莫煥晶作結，她有求生的權利，但也是最後的權利，她死不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永遠值得尊重，那怕“死刑犯”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