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政敵名聲太差和自己屢戰屢敗而受到讚揚和支援，但是對於明朝政府毫無意義，他們的抗爭並非為了國家利益，而是黨羽的立場。他們和他們的政敵一樣熱衷於爭吵是非，並且對國家毫無貢獻。唯一和他們的政敵不同的是，他們堅信自己的道德，並且只相信自己的道德，這使他們顯得固執而且有些滑稽，他們在屢次爭執中落於下風也正是這個原因，雖然後世給與他們高度的評價，但是在誤國方面，他們絲毫不遜色於他們所蔑視並且堅決反對的政敵。說白了就是權利之爭，政治主張的鬥爭。

明朝黨爭是權力和政治主張之爭，明未朋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相互攻訐，蒐集隱私證據，為搬倒對方而不擇手段。閹黨與東林黨之爭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天啟重用魏忠賢等太監，誅殺東林大臣，崇禎登基殺魏忠賢諸太監，依靠東林，失去制約，終至亡國。明朝因宰相胡唯庸謀反，老宰相李善長知情不舉，朱元璋怒罷宰相制，改為內閣制，統領六部，便於互相制約。明成祖朱棣為了防止內閣權力過大，而使用太監牽制，保持權力平衡，雖有朋黨之爭，便於互相監督，都是在朝廷公開辯論，擺在桌面上，一般還是朝廷利益為重，循私忹法者少。朋黨之人一般潔身自重，一旦有不法行為，即被言官彈刻，身家性命不保，還會牽連別人。明懲貪律法是歷代王朝最嚴厲的，因此二七十多年明王朝，貪官汙吏較少，與朋黨互相監督有很大關係。

在中國古代官場，士大夫結黨是常事，發生朋黨之爭也是常事。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宋代的元祐黨案、明代的東林黨案便是明顯的例子。這種黨派門戶之爭，不能說全無清濁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結果，往往是敵對的雙方都難免意氣用事，置國家社會利益於不顧，使政局變得日益混亂，政治變得益發腐敗。所以，不論所取何義，中國歷史上的“朋黨”問題都暴露了封建專制的陰暗一角。

官員們在替皇家辦事的過程中，為壓制甚至打擊政敵，獲取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的最大化，難免要常常利用同門、同鄉、同族等多種關係，結成各種利益集團，各類“朋黨”也就因此產生了。當各種利益攪和得如一團亂麻時，朋黨之爭也就日趨激烈，而朝政也日漸脫離正軌，走上邪途。儘管最高統治者也可能採取嚴厲措施以剷除朋黨，但由於歷代王朝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難以擺子承父業的怪圈，以至繼任者駕馭政治的能力越來越差，因而，朝政不僅難以因打擊朋黨而得到扭轉，反到讓沒有解決好的事情繼續膨化下去。而且，一個王朝的壽命越長，朋黨問題就越是盤根錯節，就越可能在這種紛亂不息的黨爭中走向盡頭。

明代自萬曆中葉以來，黨爭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互相傾軋，終於導致天啟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崇禎帝即位後，果斷地處理了閹黨逆案，似乎給晚明政治帶來了一線希望。遺憾的是，他雖然打擊了閹黨，穩住了陣腳，但並沒有能夠從朋黨的陰影中走出來，也沒有把大明政權從黨爭的陰影中拯救出來。崇禎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專，獎懲也隨意，當天頒佈的法令晚上就撤回去了，這就弄得官員們手足無措，只要一動就難免會被處罰。那些懷抱治理國家理想計程車大夫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責任感、使命感，猶豫不決，明哲保身；等來的是一些空佔著職位而不做事，白吃飯不幹活的人就更是自甘墮落，結黨營私，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緊緊地守護著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如此這般，無論是中朝的宦官，還是外朝計程車大夫，結黨的活動不但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更甚於以前。當時的大明政權，外有後金的強大威脅，內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真是危在旦夕，而此時大明政權官員們卻忙於結黨，忙於窩裡鬥，沒有幾人真正為大明政權的存亡操心，崇禎帝又缺乏力挽狂瀾的膽識、手段與能力，亡國的命運也就如影隨形，跟定他了。

從以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朋黨之爭基本可以說是負面的，如果沒掌控好，等來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