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般的愛好者，歷史當以正史為準，這畢竟是史上眾多史學家的嘔心貢獻，寫書的主要目的也是為後來的管理者或統治者用以借鑑的歷史知識（不能只把它們看作是歌功頌德的單一功能）。

一般而言，有骨氣，有尊嚴，為人驕傲的史官寫的歷史可靠性大得多。

沒有骨氣，沒有尊嚴，為人謙卑的史官寫的歷史可靠性就差得多。

史官的地位本來較高，其分化於巫，稱為“巫史”，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是有極為尊貴的地位，一般資料瞭解最初是協助道家最高人物“太師”開展工作，其領頭人叫“御史大夫”，在秦始皇時代，收回了太師的宗教職能，由帝王自己行使宗教權，御史大夫一度短暫時間成為“三公”之一。

所以，先秦的歷史著作，一般真實性較高，如《戰國策》，但也不可忽視清代修《四庫全書》時的改動，但有一點可以相對較為放心，因為先古的文言文與後世的文言文體例還是有較大差異，進行修改的難度還是較大的。

另外，司馬遷寫的《史記》可信度應該較高，一是當時的歷史還是要靠姓司馬的人來寫，帝王儘管不滿意史官的記錄，但還不敢殺了史官，說明史官當時還是個有尊嚴的職業；二是司馬遷寧願受到宮刑也要堅持完成的著作，屬於有靈魂，有骨氣的著作，一般創作者都有對史官職業有比較尊崇的自豪感和驕傲感，其作品一般也相對比較真實。

唐宋時期的歷史作品，可信度可以說是“一半一半”來形容，真實性可能保持有50%，不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可信度應該要高一點。

理由有兩條：一是他姓司馬，多少對歷史的尊崇要多一點；二是他是丞相，不需要看他人臉色辦事，有史官保持原始驕傲的動力。

元明清時期的歷史作品，可信度就非常低了，簡直就是“歷史是個筐，什麼都往裡裝。”

受潮嚴重，水份多點，反之水份就少。沒有百分之百的乾燥。二十四史善本，既不能在過於乾燥環境下存放，也不能在過於潮溼的環境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