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記載“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 民失作業，而大饑饉。

人相食 死者過半。 人相食， 民失作業 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秦朝多年高達三分之二的稅賦，以及多年的秦末農民戰爭，本來戰國時期尚未恢復的生產力水平經過戰爭後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據史記記載，劉邦在經過一座縣城時，當得知經戰亂後該縣的人口從百萬減至二三十萬時，仍稱讚其繁榮，可見當時戰亂對於人口和生產力破壞之巨，皇帝上朝時找不到清一色的四匹馬拉車，將相更是乘牛車上朝，其經濟經過文景之治發展後才得到繁榮。

從《史記》和《漢書》的上述記載看出，漢朝是在秦亡戰亂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秦朝的弊端嚴重影響著社會的發展，秦朝滅亡後，諸侯混戰又達四年之久。

由於諸侯混戰，農民無法種田，米價飛漲，食物奇缺而大饑饉，戰死餓死的人超過一半，吃食剛戰死餓死的人時有發生，高帝允許百姓賣兒女維持生計，這是多麼悲涼悽慘和殘酷的現實。

社會人口稀少，物資財力匱乏，皇帝乘坐四馬拉的車而四馬的毛色不齊，將相乘敞篷的牛車沒有遮攔，與平民無異。朝廷的一切開銷用度只能“就食蜀、漢”，蜀、漢，即四川和陝西，這是蕭何經營四年的漢王根據地，沒有戰亂。其它地方的百姓，由於戰亂，維持生存都很艱難，無法提供財力支援。再說，秦朝使用的金屬貨幣笨重，使用不方便（“秦錢重難用”），即使有商品，流通也不會景氣，商品奇缺。

如此看來，在漢興之初，民生維艱，官府財乏，社會凋敝。沒有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基礎。

面對如此艱苦的條件，統治者需要安撫民心，改善民生。高帝實行“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也就是制定法律減少禁令（“約法省禁”）以利發展生產，農田租稅規定為十五分之一（“十五而稅一”）；限定官吏的薪金（“量吏祿”），限制官府的用度（“度官用”），平衡官府的財政收支，維持起碼的官府機構運轉，儘量減輕百姓的負擔（“以賦於民”）。這就是漢初基本的輕徭薄賦政策。為 後期的經濟穩定奠定了基礎。

一方面是誇張的說法，表明經過多年戰爭破壞，漢初百廢待興，大漢王朝起家的不容易！另一方面，天子的坐騎是很講究的，如果非要弄四匹一樣顏色的馬，經過宮裡一整套繁瑣的採購程式和各種選拔程式，勢必開支很大，遠遠不止表面上四匹馬的開支。漢初提倡休養生息，百廢待興，劉邦肯定也不會同意這項實用性不高的宮廷開支的。就好像大家突然失業了，沒有收入，為了節省開支，就吃泡麵一樣，不是真的口袋裡就只剩下三五塊錢了！

題主好！大漢建國之初，由於長期戰爭的破壞，出現了土地荒蕪，經濟蕭條，米價昂貴，國庫空虛。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的局面。據司馬遷《史記.平淮書》記載：“人相食，死者過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有的)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具是配備，完備之意，醇原意是指沒有加水的酒，這裡引申為純正的意思，駟是用四匹馬套成的車。皇帝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馬，大臣們能乘做牛車就算萬幸了。

古代天子出行

司馬遷借天子出行儀仗的事情，是強調漢初社會經濟確實處於崩潰的邊緣，並無其它意思。因為古代士代夫外出是不步行的。《論語.先進》記錄說："顏淵死，顏路〈顏淵之父>請子之車以為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孔子兒子>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大夫，這時早已丟了官，但也不肯把車子賣掉賣槨，自己在地上走。有車必有馬，高祖為天子，應乘六馬或六馬以上車，屈尊為四馬已是降低身份，別談毛色相同了，將相出行乘做牛車，實屬無可奈何，太史公自然懂得其中禮數，因此借最高領導者的出行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為後面漢高祖及其後幾代帝王推行“修養生息"的政策做鋪墊。

孔子哭顏回

古代人對馬情有獨鍾，《周禮.夏官》說“馬八尺以上為龍“，將馬和龍聯絡在一起，稱"龍馬精神"。古人出行以馬(車)代步。戰爭中馬車的多少直接衡量國家力星的強弱。一般"千乘之國”就算強盛了(一乘為四馬車)，能成為"萬乘之君“就成為真正的人主了。可是自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因常年的攻閥混戰，整個中原大地的經濟遭到重創。這說明秦末漢初社會動盪(包括秦高壓統治時期、陳勝等農民起義、楚漢戰爭等)不安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由於連年戰爭，人口急劇下降，田地大量荒蕪。物質極度匱乏，糧食短缺，物價飛漲。一匹馬的價格竟然漲到了一百斤黃金的價格，也難怪說天子出行無威儀(湊和而己)，將相臨朝拉牛車(牛為三牲之首，祭祀時叫太牢)。

牛車圖

漢高祖取得政權後，採納陸賈建議執行"休養生息"政策：減輕田租，復員土兵，重農抑商……經文帝，宣帝不懈努力，一度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漢興七十餘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瘦皆滿，而府庫餘貨才(同財)。京師之錢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種富裕景象，和開國之初不可同日而語，

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