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比興”的觀念在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不斷積累，先由《周禮·春官·大師》總結：“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1]漢代《毛詩序》的作者，根據《周禮》的說法提出了“詩之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2]很明顯，風、雅、頌是屬於《詩經》的文體分類，賦、比、興是指什麼，則沒有說明。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詩的作法，後者是詩的體裁。一般說，賦、比，都比較清楚，興就有疑問，後人的解釋分歧很多。至今也沒有定論。劉勰所謂“風通而賦同”，即風雅頌相通，賦則作為詩的一般表現手法，“通正變，兼美刺”，也是相同的，這些都比較好理解，惟獨比和興問題，歷代解釋很多。概括起來大體上有三種解釋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說、語言的解說和文學的解說。
一、三種不同角度的解說
政治的解說。如漢代的“比刺興美”說。這是漢儒的經學的解釋。鄭玄注《周禮》“六詩”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而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3]這種說法是以漢代的社會文化中的美刺論生硬地來解釋比興，與文學藝術離開得比較遠，與文學創作沒有多大關係。《毛傳》、《鄭箋》中對於《詩經》的解釋,常常在抒情的詩歌中,離開詩歌所表達的情感和所描繪的形象去尋求有關君臣父子的“微言大義”，例如把愛情詩《關雎》說成表現“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等，就和這種對於“賦、比、興”的牽強附會的理解，有著直接關係。唐代孔穎達就不同意鄭玄把“比興”分屬“美刺”的說法，指出：“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毛詩正義》）並非比一定與“刺”相連，興一定與“美”相連。這種經學家的政治解釋方法，在中國古代仍有不小影響。連劉勰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如“比興”篇中說：“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意思是關雎雌雄有別，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穀鳥專一，所以詩人用來比喻夫人的專一用心。這種讀詩的方法承繼的是鄭玄的政治解釋方法。這種方法特點是用政治遮蔽藝術，用意識形態曲解詩義，離開了詩歌的常識，是不可取的。
語言的解說。朱熹的解說可作為代表。朱熹在《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辭。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4]贊成此說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說中，強調比興是一種修辭手段，一種語言技巧。這種解說與鄭玄的政治教化說大異其趣，無疑把解說推進了一步。從單純的訓詁的角度看，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作為一種語言解說，用之於非文學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於文學作品似乎就還隔著一層。因為詩歌的語言是情感的語言，離開情感，單純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很難把屬於情感世界的詩歌解說清楚。實際上，對於這種解說，連朱熹本人有時也是懷疑的。（詳下）
文學的解說。最值得重視的解說。具體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劉勰的“比顯興隱”說，鍾嶸的“文已盡意有餘”說，宋人李仲蒙的“敘物索物觸物”說。近人徐復觀的現代解說。這裡先簡單介紹鍾嶸、李仲蒙的說法，然後再回過來重點闡述劉勰的說法以及徐復觀的觀點。
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故詩有三義，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在鍾嶸看來，三者都是文學的方法。因為運用賦比興都要“幹之以風力，潤之者丹採”，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其中，對興的又以“文有盡意有餘”來解說，這就把“興”的含蓄蘊藉的文學功能說得比較清楚。這種看似“與訓詁乖殊”（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解說，“說得不明不白”（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的解說。恰恰揭示了“興”的文學功能，是十分有意義的。鍾嶸對“興”的這種解說影響很大，唐代以來的詩學實際上是沿著“文有盡而意有餘”的旨意往前推進。
宋人李仲蒙的解說也很有意義，他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5]李仲蒙分別從“敘物”、“索物”、“觸物”的角度來解釋“賦、比、興”。在他看來，作為賦的“敘物”不僅僅是“鋪陳其事”，還必須與“言情”相結合，就是說作者要把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又要把客觀的物象描寫得真切生動。這就比傳統的解釋進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創作中對於“賦”的要求。唐代許多詩人用“賦”，的確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與《琵琶行》，主要是用“賦”，卻也十分盡情。作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選擇物象以寄託感情，不完全是一個運用比喻手法問題，作者還必須在比喻中表達作者真摯的感情。唐代許多詩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這裡用“比”，卻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漢賦那樣把各種比喻變成單純詞藻的堆砌。作為“興”的“觸物”，由外物的激發以興情，反過來又把情感浸透於所描寫的物象中。顯然，李仲蒙對“賦、比、興”的解說，最後都歸結到一個“情”字上面，這就更符合文學的審美特徵。
“賦比興”的觀念在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不斷積累，先由《周禮·春官·大師》總結：“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1]漢代《毛詩序》的作者，根據《周禮》的說法提出了“詩之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2]很明顯，風、雅、頌是屬於《詩經》的文體分類，賦、比、興是指什麼，則沒有說明。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詩的作法，後者是詩的體裁。一般說，賦、比，都比較清楚，興就有疑問，後人的解釋分歧很多。至今也沒有定論。劉勰所謂“風通而賦同”，即風雅頌相通，賦則作為詩的一般表現手法，“通正變，兼美刺”，也是相同的，這些都比較好理解，惟獨比和興問題，歷代解釋很多。概括起來大體上有三種解釋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說、語言的解說和文學的解說。
一、三種不同角度的解說
政治的解說。如漢代的“比刺興美”說。這是漢儒的經學的解釋。鄭玄注《周禮》“六詩”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而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3]這種說法是以漢代的社會文化中的美刺論生硬地來解釋比興，與文學藝術離開得比較遠，與文學創作沒有多大關係。《毛傳》、《鄭箋》中對於《詩經》的解釋,常常在抒情的詩歌中,離開詩歌所表達的情感和所描繪的形象去尋求有關君臣父子的“微言大義”，例如把愛情詩《關雎》說成表現“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等，就和這種對於“賦、比、興”的牽強附會的理解，有著直接關係。唐代孔穎達就不同意鄭玄把“比興”分屬“美刺”的說法，指出：“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毛詩正義》）並非比一定與“刺”相連，興一定與“美”相連。這種經學家的政治解釋方法，在中國古代仍有不小影響。連劉勰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如“比興”篇中說：“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意思是關雎雌雄有別，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穀鳥專一，所以詩人用來比喻夫人的專一用心。這種讀詩的方法承繼的是鄭玄的政治解釋方法。這種方法特點是用政治遮蔽藝術，用意識形態曲解詩義，離開了詩歌的常識，是不可取的。
語言的解說。朱熹的解說可作為代表。朱熹在《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辭。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4]贊成此說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說中，強調比興是一種修辭手段，一種語言技巧。這種解說與鄭玄的政治教化說大異其趣，無疑把解說推進了一步。從單純的訓詁的角度看，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作為一種語言解說，用之於非文學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於文學作品似乎就還隔著一層。因為詩歌的語言是情感的語言，離開情感，單純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很難把屬於情感世界的詩歌解說清楚。實際上，對於這種解說，連朱熹本人有時也是懷疑的。（詳下）
文學的解說。最值得重視的解說。具體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劉勰的“比顯興隱”說，鍾嶸的“文已盡意有餘”說，宋人李仲蒙的“敘物索物觸物”說。近人徐復觀的現代解說。這裡先簡單介紹鍾嶸、李仲蒙的說法，然後再回過來重點闡述劉勰的說法以及徐復觀的觀點。
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故詩有三義，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在鍾嶸看來，三者都是文學的方法。因為運用賦比興都要“幹之以風力，潤之者丹採”，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其中，對興的又以“文有盡意有餘”來解說，這就把“興”的含蓄蘊藉的文學功能說得比較清楚。這種看似“與訓詁乖殊”（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解說，“說得不明不白”（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的解說。恰恰揭示了“興”的文學功能，是十分有意義的。鍾嶸對“興”的這種解說影響很大，唐代以來的詩學實際上是沿著“文有盡而意有餘”的旨意往前推進。
宋人李仲蒙的解說也很有意義，他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5]李仲蒙分別從“敘物”、“索物”、“觸物”的角度來解釋“賦、比、興”。在他看來，作為賦的“敘物”不僅僅是“鋪陳其事”，還必須與“言情”相結合，就是說作者要把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又要把客觀的物象描寫得真切生動。這就比傳統的解釋進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創作中對於“賦”的要求。唐代許多詩人用“賦”，的確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與《琵琶行》，主要是用“賦”，卻也十分盡情。作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選擇物象以寄託感情，不完全是一個運用比喻手法問題，作者還必須在比喻中表達作者真摯的感情。唐代許多詩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這裡用“比”，卻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漢賦那樣把各種比喻變成單純詞藻的堆砌。作為“興”的“觸物”，由外物的激發以興情，反過來又把情感浸透於所描寫的物象中。顯然，李仲蒙對“賦、比、興”的解說，最後都歸結到一個“情”字上面，這就更符合文學的審美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