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梭與伏爾泰的野蠻與文明之爭說起】
盧梭曾經與伏爾泰，就“文明與野蠻”的問題，有過一次爭論；這個問題關涉到一個人在生活態度與方式上的偏愛與選擇。
1775年，盧梭把他的傑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送給了伏爾泰。
盧梭在這本書裡設想，在文明產生以前，人類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中的。
那個時候，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社會不平等，人們漂泊在森林中，“沒有技藝，沒有語言，沒有住所，沒有戰爭，也沒有連絡，對於同類沒有任何需要，也沒有任何危害同類的慾望。”
那時，人們僅有天賦的自愛心和憐憫心，這兩種感情構成了“自然法則”，盧梭認為，這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以，既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國家，人們過著平等、自由的幸福生活。
在書裡，盧梭還痛斥了文明戕害了人性，而科學技術則會導致人類衰落，他這樣寫道:
“野蠻人的身體，是他自己所認識的唯一工具，他把身體用於各種不同的用途，我們由於缺乏鍛鍊，已不能像他那樣使用自己的身體了。因為我們有了技巧，所以我們沒有野蠻人因實際需要而養成的那種體力和敏捷。”
他寫這本書，是在1753年冬動念的，用了很多的精力和時間。
為了便於思考這個重大課題，他還到聖日爾曼風景區作了一次為期七、八天的旅行考察，大部分時間裡，他獨自鑽到樹林深處思考以往學者們的思想。
1755年，書在荷蘭的阿娒斯特丹出版後，盧梭奉送了伏爾泰一冊；然而，伏爾泰看過之後，對它的內容極為不滿，他在回信裡寫道:
“先生，我讀到您反對人類的新書，不勝感謝。在試圖把人變成獸方面，誰也趕不上您的機智；人們讀了您的大作，一定會渴望用四條腿走路。不過，我深感不幸的是，由於停止練習已達六十餘年之久，我不可能再恢復這種姿式了。”
伏爾泰並非辱人為獸，他的意思是指人類不可能再回到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
伏爾泰的一生，都在為人類高貴的“理性”而著書、奔走、吶喊，他認為野蠻是文明人的大敵；象盧梭那樣四處漂泊的“野蠻人”，在理性的文明社會里，是沒有存在價值的。
在事實上，盧梭對於伏爾泰如此崇拜理性和文明，也是很不以為然的。
盧梭讚美那種原始的、純樸的“自然狀態”是人類的“黃金時代”，當然也不是真的主張，人類要倒退到原始社會里去。
他其實是在用“自然人”的善良，人的自由、平等來作假設，對照和批判現實社會，人與人的不平等和人性的壓抑。
在 “文明與野蠻”的問題上，盧梭的觀點是:
貴族階級虛偽的文明、理性和輕佻的文藝，掩蓋了社會罪惡，束縛了人類自由的天性；人們都是在用外在的言論和行為來壓抑內在的意識和人格的自由。
而且，文明不但無助於敦化風俗，反而會傷風敗俗；人心原本是好的，都是被這些東西教壞了的。
他在之前的成名論文《論科學與藝術》中明確指出，老於世故、把一切只當作工具來使用的理性，業已取代了道德；惴惴不安、恐懼和冷酷，取代了純潔的、自然的清福；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仇恨和告密，取代了相親相愛。
列維-布留爾在他的《原始思維》一書中以為，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有本質的區別，文明人的思維是理性的，有邏輯性和科學性；而野蠻人的思維則往往感情用事，富有詩意，帶神話色彩。
這其實也就是理性的伏爾泰與感性的盧梭之間，在性情與思想上的分歧所在；這種分歧導致了他們後來惡語相向。
盧梭如此反感於貴族階級的文明，是與他的境遇與性情相關的。
盧梭在出生時，母親就因難產而亡，他由姑媽帶大，長大後，去過農村，在城市裡當過僕役、學徒，在流浪生活中，足跡遍及瑞士、義大利和法國的許多中小城市。
他自學成材，生活上經常潦倒不堪，飽嘗了人間辛酸；因此對於下層的社會生活有深刻的體會。
盧梭的文字充滿著坦誠、激情，和對於自由的嚮往；晚年，他四面受敵，在寫信的結尾，總要來一句“我無罪啊”。
他還寫了《懺悔錄》一書，以坦然的態度回顧了一生，誠摯感人。
從《懺悔錄》裡也可以看到，盧梭這人感情豐富，有時也的確會近於畸形和瘋狂；據說，他的品行也不夠好，比如賴帳不還。
但，伏爾泰接受了國王的年金，而盧梭卻是拒絕了的。
盧梭認為接受了國王的年金，只會造成對於自由的一種束縛；他也沒有如伏爾泰那樣的，有許多上層的朋友，能夠受益於當時社會的所謂“文明”。
每次見到盧梭“迴歸自然”的口號，我的內心裡總是要激動一陣；那些山花、蟋蟀、麻雀、小魚兒，可在想我了？它們可想起了當年我這個小夥伴？
我在這裡記錄一個故事:
1886年，後印象主義大師高更隻身來到了南太平洋上的塔希堤島，想從沒有受到現代文明汙染的土著人那裡，汲取創作的靈感。
他學習古著人的風格，裸體赤身，只在腰間纏一塊布，還娶了土人泰胡娜為妻；後來回到巴黎，他深情地回顧了這一段經歷說:
“文明逐漸地離開我，我開始簡單地思維，對周圍人極少惡意，相反，我開始愛周圍的人。我享受自由生活的一切愉快，享受動物的和人間的愉快，我避開一切虛偽，我溶化在自然中……我無憂無慮。”
【從盧梭與伏爾泰的野蠻與文明之爭說起】
盧梭曾經與伏爾泰，就“文明與野蠻”的問題，有過一次爭論；這個問題關涉到一個人在生活態度與方式上的偏愛與選擇。
1775年，盧梭把他的傑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送給了伏爾泰。
盧梭在這本書裡設想，在文明產生以前，人類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中的。
那個時候，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社會不平等，人們漂泊在森林中，“沒有技藝，沒有語言，沒有住所，沒有戰爭，也沒有連絡，對於同類沒有任何需要，也沒有任何危害同類的慾望。”
那時，人們僅有天賦的自愛心和憐憫心，這兩種感情構成了“自然法則”，盧梭認為，這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以，既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國家，人們過著平等、自由的幸福生活。
在書裡，盧梭還痛斥了文明戕害了人性，而科學技術則會導致人類衰落，他這樣寫道:
“野蠻人的身體，是他自己所認識的唯一工具，他把身體用於各種不同的用途，我們由於缺乏鍛鍊，已不能像他那樣使用自己的身體了。因為我們有了技巧，所以我們沒有野蠻人因實際需要而養成的那種體力和敏捷。”
他寫這本書，是在1753年冬動念的，用了很多的精力和時間。
為了便於思考這個重大課題，他還到聖日爾曼風景區作了一次為期七、八天的旅行考察，大部分時間裡，他獨自鑽到樹林深處思考以往學者們的思想。
1755年，書在荷蘭的阿娒斯特丹出版後，盧梭奉送了伏爾泰一冊；然而，伏爾泰看過之後，對它的內容極為不滿，他在回信裡寫道:
“先生，我讀到您反對人類的新書，不勝感謝。在試圖把人變成獸方面，誰也趕不上您的機智；人們讀了您的大作，一定會渴望用四條腿走路。不過，我深感不幸的是，由於停止練習已達六十餘年之久，我不可能再恢復這種姿式了。”
伏爾泰並非辱人為獸，他的意思是指人類不可能再回到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
伏爾泰的一生，都在為人類高貴的“理性”而著書、奔走、吶喊，他認為野蠻是文明人的大敵；象盧梭那樣四處漂泊的“野蠻人”，在理性的文明社會里，是沒有存在價值的。
在事實上，盧梭對於伏爾泰如此崇拜理性和文明，也是很不以為然的。
盧梭讚美那種原始的、純樸的“自然狀態”是人類的“黃金時代”，當然也不是真的主張，人類要倒退到原始社會里去。
他其實是在用“自然人”的善良，人的自由、平等來作假設，對照和批判現實社會，人與人的不平等和人性的壓抑。
在 “文明與野蠻”的問題上，盧梭的觀點是:
貴族階級虛偽的文明、理性和輕佻的文藝，掩蓋了社會罪惡，束縛了人類自由的天性；人們都是在用外在的言論和行為來壓抑內在的意識和人格的自由。
而且，文明不但無助於敦化風俗，反而會傷風敗俗；人心原本是好的，都是被這些東西教壞了的。
他在之前的成名論文《論科學與藝術》中明確指出，老於世故、把一切只當作工具來使用的理性，業已取代了道德；惴惴不安、恐懼和冷酷，取代了純潔的、自然的清福；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仇恨和告密，取代了相親相愛。
列維-布留爾在他的《原始思維》一書中以為，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有本質的區別，文明人的思維是理性的，有邏輯性和科學性；而野蠻人的思維則往往感情用事，富有詩意，帶神話色彩。
這其實也就是理性的伏爾泰與感性的盧梭之間，在性情與思想上的分歧所在；這種分歧導致了他們後來惡語相向。
盧梭如此反感於貴族階級的文明，是與他的境遇與性情相關的。
盧梭在出生時，母親就因難產而亡，他由姑媽帶大，長大後，去過農村，在城市裡當過僕役、學徒，在流浪生活中，足跡遍及瑞士、義大利和法國的許多中小城市。
他自學成材，生活上經常潦倒不堪，飽嘗了人間辛酸；因此對於下層的社會生活有深刻的體會。
盧梭的文字充滿著坦誠、激情，和對於自由的嚮往；晚年，他四面受敵，在寫信的結尾，總要來一句“我無罪啊”。
他還寫了《懺悔錄》一書，以坦然的態度回顧了一生，誠摯感人。
從《懺悔錄》裡也可以看到，盧梭這人感情豐富，有時也的確會近於畸形和瘋狂；據說，他的品行也不夠好，比如賴帳不還。
但，伏爾泰接受了國王的年金，而盧梭卻是拒絕了的。
盧梭認為接受了國王的年金，只會造成對於自由的一種束縛；他也沒有如伏爾泰那樣的，有許多上層的朋友，能夠受益於當時社會的所謂“文明”。
每次見到盧梭“迴歸自然”的口號，我的內心裡總是要激動一陣；那些山花、蟋蟀、麻雀、小魚兒，可在想我了？它們可想起了當年我這個小夥伴？
我在這裡記錄一個故事:
1886年，後印象主義大師高更隻身來到了南太平洋上的塔希堤島，想從沒有受到現代文明汙染的土著人那裡，汲取創作的靈感。
他學習古著人的風格，裸體赤身，只在腰間纏一塊布，還娶了土人泰胡娜為妻；後來回到巴黎，他深情地回顧了這一段經歷說:
“文明逐漸地離開我，我開始簡單地思維，對周圍人極少惡意，相反，我開始愛周圍的人。我享受自由生活的一切愉快，享受動物的和人間的愉快，我避開一切虛偽，我溶化在自然中……我無憂無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