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美國華爾街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佈申請破產保護，也標誌著本次危機大幕的拉開，而本次危機的規模和持續期幾乎和上世紀的“大蕭條”相當，因而危機初就被貼上了“百年一遇”的標籤，而回望金融危機爆發迄今的10年間（注：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標誌次貸危機爆發，而2008年9月15日，雷曼的破產則標誌著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圍繞危機和反危機的諸多單一話題，像一顆顆串珠被挖掘出來，幾近窮盡。由此，把這些散落的串珠穿聯成彼此聯絡的“縱貫線”，就有了現實基礎。
至於說穿聯的必要性。“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的相似”，危機初期，我們的第一應激反應就是回望上世紀“大蕭條”實況，為的就是向歷史索要危機可能的路徑；而危機本身又是經濟執行中人性最為集中的展現，不然牛頓怎會感慨“可以計算天體執行的軌道，卻無法計算人性的瘋狂”，那麼反危機能否順暢則取決市場預期和信心的儘快重建，由於“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只要能抓住餘溫，經濟之火就可重燃。
因此，對過去10年經濟執行邏輯的梳理，就成為一件既必要，又可行的事，意義不僅在於當下的“內省”，更在於未來不時之需的“參照”。
本次危機禍起美國房地產泡沫，背後則是次貸[注：次級抵押貸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即“次級按揭貸款”。美國抵押貸款市場的“次級”（Subprime）及“優惠級”（Prime）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條件作為劃分界限的。根據信用的高低，放貸機構對借款人區別對待，從而形成了兩個層次的市場。信用低的人申請不到優惠貸款，只能在次級市場尋求貸款。兩個層次的市場服務物件均為貸款購房者，但次級市場的貸款利率通常比優惠級抵押貸款高2%～3%]為首金融擴張失序下，房地產市場和各類金融市場的過度糾纏和捆綁，加之危機前市場已習慣了多年的“歌舞昇平”，所以當泡沫破裂，資產價格開始大幅縮水，經濟頓陷“驚慌失措”之中，融資條件收緊之快超過危機前的擴張速度。面臨市場的突變，人們彷彿是首次領略到“資產波動——負債剛性”經濟規律的威力，企業、居民和金融機構等經濟主體開始“競賽式”的縮表，以求在自身資產流動性沒有完全喪失前，盡最大限度地削減負債。而當所有微觀經濟主體均以此來理性來保全自己“信用好人”形象時，集體非理性的“合成謬誤”應運而生，結果必然是出現負的經濟產出缺口，通縮、失業等問題相機而至，經濟軌跡面臨由“衰退”墜入“蕭條”的巨大風險。
“大蕭條”的回望，結論顯而易見——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反危機”。至於說，完全依靠市場自行出清來等待經濟轉機，僅能作為理論分析來為現實提供參考。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下，政府的公共行為越來越依託於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持續運轉，當危機幾近要摧毀這個運動體系時，政府必須出手干預和糾正。
由此，我給反危機下了個定義：透過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非市場化手段），來阻止經濟增速自由落體的下降，阻止市場運轉的猝死，修正市場失靈的促發因素，明確退出反危機的條件。通俗的講就是：先救火，後防火；進的來，出的去。
以美國為例，來觀察上述四步反危機路徑。
①先救火。2008年9月15雷曼兄弟宣佈破產，同日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當時全球金融市場是用“金融海嘯”來形容此突變，加之AIG、房利美、房地美等金融巨頭均距破產也是一步之遙，市場變得人人自危。對於美國政府而言，當務之急就是穩定人心，因此在經過激烈的政治博弈之後，美國財政部啟動了資產救助計劃（TARP），美聯儲相繼實施零利率（ZIRP）和量化寬鬆（QE）的寬鬆貨幣政策。
②後防火。針對誘發本次危機的金融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風險，頒佈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並在此基礎上重構了其金融監管體系，對微觀主體的風險偏好進行了引導和糾偏。
③進的來。為了更好的達到反危機效果，尤其是在“攻佔華爾街”的壓力之下，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在政策協調方面，進行了精心細緻的工作，同時在本次危機以來，建立了與市場、公眾的常規溝通機制，並且就反危機路徑、措施等進行充分的溝通，以實現修復經濟產出缺口、穩定市場預期等反危機目標。
④出的去。在反危機過程中，除了填補危機下的缺口之外，更為重要是反危機措施的有序退出，在此環節，美聯儲堪稱典範——明確告知市場退出觸發條件，反覆溝通退出時機和路徑，基本實現了政策轉向未給經濟帶來額外不利影響。
以上就是危機10年來，美國經濟執行的“縱貫線”，現在美國經濟的復甦景象（經濟已持續108個月擴張），表明其反危機路徑的有效，而同期凡是在防火和救火、反危機進與出的路徑上混亂不清的經濟體，其反危機後果均是新問題比當初想要解決的問題還要多。相信與“大蕭條”一樣，本次危機必將成為宏觀經濟殿堂的另一座聖盃，僅一條“縱貫線”是遠遠不夠的，其產生的深遠影響仍需要時間的發酵，才能被充分認識。
是美國謀體誇大炒作的虛驚假像，實際不是那麼嚴重。要知道，全球的整體經濟執行，不可能受任何一家大公司波動而影響的。
2008年9月15日，美國華爾街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佈申請破產保護，也標誌著本次危機大幕的拉開，而本次危機的規模和持續期幾乎和上世紀的“大蕭條”相當，因而危機初就被貼上了“百年一遇”的標籤，而回望金融危機爆發迄今的10年間（注：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標誌次貸危機爆發，而2008年9月15日，雷曼的破產則標誌著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圍繞危機和反危機的諸多單一話題，像一顆顆串珠被挖掘出來，幾近窮盡。由此，把這些散落的串珠穿聯成彼此聯絡的“縱貫線”，就有了現實基礎。
至於說穿聯的必要性。“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的相似”，危機初期，我們的第一應激反應就是回望上世紀“大蕭條”實況，為的就是向歷史索要危機可能的路徑；而危機本身又是經濟執行中人性最為集中的展現，不然牛頓怎會感慨“可以計算天體執行的軌道，卻無法計算人性的瘋狂”，那麼反危機能否順暢則取決市場預期和信心的儘快重建，由於“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只要能抓住餘溫，經濟之火就可重燃。
因此，對過去10年經濟執行邏輯的梳理，就成為一件既必要，又可行的事，意義不僅在於當下的“內省”，更在於未來不時之需的“參照”。
本次危機禍起美國房地產泡沫，背後則是次貸[注：次級抵押貸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即“次級按揭貸款”。美國抵押貸款市場的“次級”（Subprime）及“優惠級”（Prime）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條件作為劃分界限的。根據信用的高低，放貸機構對借款人區別對待，從而形成了兩個層次的市場。信用低的人申請不到優惠貸款，只能在次級市場尋求貸款。兩個層次的市場服務物件均為貸款購房者，但次級市場的貸款利率通常比優惠級抵押貸款高2%～3%]為首金融擴張失序下，房地產市場和各類金融市場的過度糾纏和捆綁，加之危機前市場已習慣了多年的“歌舞昇平”，所以當泡沫破裂，資產價格開始大幅縮水，經濟頓陷“驚慌失措”之中，融資條件收緊之快超過危機前的擴張速度。面臨市場的突變，人們彷彿是首次領略到“資產波動——負債剛性”經濟規律的威力，企業、居民和金融機構等經濟主體開始“競賽式”的縮表，以求在自身資產流動性沒有完全喪失前，盡最大限度地削減負債。而當所有微觀經濟主體均以此來理性來保全自己“信用好人”形象時，集體非理性的“合成謬誤”應運而生，結果必然是出現負的經濟產出缺口，通縮、失業等問題相機而至，經濟軌跡面臨由“衰退”墜入“蕭條”的巨大風險。
“大蕭條”的回望，結論顯而易見——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反危機”。至於說，完全依靠市場自行出清來等待經濟轉機，僅能作為理論分析來為現實提供參考。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下，政府的公共行為越來越依託於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持續運轉，當危機幾近要摧毀這個運動體系時，政府必須出手干預和糾正。
由此，我給反危機下了個定義：透過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非市場化手段），來阻止經濟增速自由落體的下降，阻止市場運轉的猝死，修正市場失靈的促發因素，明確退出反危機的條件。通俗的講就是：先救火，後防火；進的來，出的去。
以美國為例，來觀察上述四步反危機路徑。
①先救火。2008年9月15雷曼兄弟宣佈破產，同日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當時全球金融市場是用“金融海嘯”來形容此突變，加之AIG、房利美、房地美等金融巨頭均距破產也是一步之遙，市場變得人人自危。對於美國政府而言，當務之急就是穩定人心，因此在經過激烈的政治博弈之後，美國財政部啟動了資產救助計劃（TARP），美聯儲相繼實施零利率（ZIRP）和量化寬鬆（QE）的寬鬆貨幣政策。
②後防火。針對誘發本次危機的金融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風險，頒佈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並在此基礎上重構了其金融監管體系，對微觀主體的風險偏好進行了引導和糾偏。
③進的來。為了更好的達到反危機效果，尤其是在“攻佔華爾街”的壓力之下，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在政策協調方面，進行了精心細緻的工作，同時在本次危機以來，建立了與市場、公眾的常規溝通機制，並且就反危機路徑、措施等進行充分的溝通，以實現修復經濟產出缺口、穩定市場預期等反危機目標。
④出的去。在反危機過程中，除了填補危機下的缺口之外，更為重要是反危機措施的有序退出，在此環節，美聯儲堪稱典範——明確告知市場退出觸發條件，反覆溝通退出時機和路徑，基本實現了政策轉向未給經濟帶來額外不利影響。
以上就是危機10年來，美國經濟執行的“縱貫線”，現在美國經濟的復甦景象（經濟已持續108個月擴張），表明其反危機路徑的有效，而同期凡是在防火和救火、反危機進與出的路徑上混亂不清的經濟體，其反危機後果均是新問題比當初想要解決的問題還要多。相信與“大蕭條”一樣，本次危機必將成為宏觀經濟殿堂的另一座聖盃，僅一條“縱貫線”是遠遠不夠的，其產生的深遠影響仍需要時間的發酵，才能被充分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