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國是伯益的後代,嬴姓國家。《路史》記載:“少昊之裔伯益之後有譚等十八國皆嬴姓。”伯益是東夷部落的首領,先後協助大禹和大舜治水,教給民眾種植稻穀,發明了鑿井技術,有功於社稷,大舜因此賜他姓嬴。舜禪位於禹後,伯益被任命為執政官,總理天下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條。禹臨終時,按照慣例選賢舉能,將王位禪讓給了伯益。然而,禹病逝後,禹的兒子啟發動政變,殺害了伯益,奪取天下,從此禪讓制被世襲制所取代,中國開始了“家天下”的統治。
伯益雖然不得善終,但是伯益一族卻得以延續,譚人則是其中一支。生活在城子崖的古人中,有一部分是譚人的祖先,至少在夏朝時,譚人就在此生活。從目前豐富的考古遺存來看,譚人早年在此生活得有滋有味,是片樂土。只是受戰亂影響,夏末商初時,譚人的祖先不得已闊別故土,從山東章丘遷到了河南濮陽一帶。此後,章丘城子崖古城逐漸被黃土和細砂所覆蓋,進入了約為500年的荒無人煙時期。
商朝末年,中原一帶戰火重燃,為避禍患,譚人舉族遷回了城子崖老家,古城又重新熱鬧起來。古城周圍20餘公里的範圍內,遠近不同地分佈著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同時代遺址,他們如燦爛的群星映託著譚國都城。這更說明譚國時期,已形成了由中心城市、鄉邑、村落分級構成的政治地理結構,譚國政權有一套嚴密而完整的組織管理體系。
西周克商後,大封諸侯,譚國獲封為子爵之國,算是換來了張保命符。可好景不長,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幼,東方發生叛亂,徐、奄、薄姑等國都捲入其中,朝廷在周公的指揮下,開始了三年的東征。譚國處在周朝王師東征和叛亂諸國西進的必經之路上,長期經受戰爭的洗禮,政治地位和經濟發展上都受到嚴重的衝擊和損害。
雖然自然條件優越,但是西周時期的譚國發展十分緩慢,這主要是受到當時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從西周開國直到康王時期的六十餘年中,周室對周邊夷族的大肆征伐從未停止,至昭王時代達到了頂峰,對東夷地區極盡盤剝之能事,地處要衝的譚國自然不能倖免。
《詩經》中有首詩叫《大東》,描寫了西周中晚期東方各國及各部族受西周統治者慘重盤剝的情形,反映了東方各華人民的不滿情緒,詩的作者正是譚國大夫,從中可以看出當時譚國百姓的生存狀態。
西周初年平定東方叛亂後,周王室分封魯、齊、衛、燕等姬姓大國監視東方各小國,實行分割槽經營。距鎬京較近各小國統稱“小東”,較遠的各小國統稱“大東”。為加強對“大東”的控制,周王朝下令修築了一條從鎬京到東方各國的戰略公路。“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道路平整開闊,路邊種著樹,每隔一段距離還設定了取水點、賓舍等“服務區”,此路學名叫“周道”或“周行”,相當於現在的高速公路了。
這條路的作用一邊是由西向東運輸軍隊和軍用物資,一邊是由東向西運輸貢賦和征斂的財富。對中央王朝來說,“周道”的存在無疑有利於鞏固統治,可對東方各小國來說,這就是貪得無厭的吸血鬼和抽水機。從修建到運營,從徵發勞役到攤派賦稅,朝廷無時無刻不在壓榨和剝削東方人民。
《大東》一詩正是揭露了發生在譚國百姓身上的這段血淚史。“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詩中提及,冬天到了,在譚國這樣遠離京都的東方小邦,百姓家裡織機上的梭子已經空空蕩蕩,因為連老弱婦孺都被抓壯丁了。百姓們穿的薄葛鞋早就破爛,需要用粗麻線捆綁著,無奈之下,只好赤腳踩踏寒霜幹活。
與此同時,從西周王畿來的那些公子哥卻舉止輕薄張狂,在“周道”上橫衝直闖,來來去去搜刮財物。公子哥們一個個服裝華麗,就連他們的手下也都狐假虎威,對譚國百姓頤指氣使。詩中又言:“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就算譚國老百姓傾盡家財,奉上最好的美酒和玉佩,可依然入不了那些從王畿來的大人物們的法眼。這首詩聲動道出了西周中晚期,譚國百姓受西周統治者慘重盤剝的真實狀態。
春秋時期,周王室的剝削少了,可譚國的日子並沒有好過些,反倒因為不開眼得罪了鄰居,招來滅國之禍。
齊襄公荒淫無道,齊國大亂,無奈之下,公子小白和公子糾選擇出國流亡。公子小白沒走兩步就來到了譚國,算起來,譚國和小白還有親戚關係,可此時譚國國君為求自保,並沒有收留他,真是“落難的鳳凰不如雞”,小白幾經波折,最終在莒國落腳。大難臨頭各顧各命,倒也在意料之中,但被人拒絕的滋味總是不好受,此事還是在小白心中留下了陰影。
在莒國躲到第二年,齊襄公被大臣公孫無知殺害,齊國一時群龍無首,亟盼新君。此時,公子小白和公子糾爭相回國,經過一番暗戰,最終小白順利繼承爵位,當上了齊國國君,他正是齊桓公。
按照慣例,新君即位,各國都要派人前去祝賀,這既表示本國對新國君合法性的承認,也是表達與當事國的修好之意。齊國是個大國,並且齊桓公又是經過了一番爭奪才坐上了權力的寶座,各國的表態對他來說很關鍵。
按說這是個冰釋前嫌的好機會,可譚國不知道腦子裡哪根筋搭錯了,居然對此裝聾作啞,連句客氣話都沒捎去,明擺著不把齊桓公放在眼裡,這下子可徹底惹惱了齊桓公。
收拾好國內的爛攤子後,在管仲建議下,齊桓公確定了“尊王攘夷”的對外策略,名義上是扶持周天子,實則藉機擴張自己的勢力。一切準備停當後,當然要先找個小國來開開刀,殺雞儆猴。幾乎沒怎麼思考,齊桓公就把刀鋒指向了譚國。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齊桓公執政第二年,齊國以“譚無禮”的名義出兵攻打譚國。一看毫無勝算,譚國國君腳底抹油,逃走了。巧的是,他的流亡目的地也是莒國,和當年的公子小白一樣。最終譚國被併入齊國,自此,譚國子孫後代遂以國為氏,稱譚氏,這也是現今譚姓之始。
譚國是伯益的後代,嬴姓國家。《路史》記載:“少昊之裔伯益之後有譚等十八國皆嬴姓。”伯益是東夷部落的首領,先後協助大禹和大舜治水,教給民眾種植稻穀,發明了鑿井技術,有功於社稷,大舜因此賜他姓嬴。舜禪位於禹後,伯益被任命為執政官,總理天下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條。禹臨終時,按照慣例選賢舉能,將王位禪讓給了伯益。然而,禹病逝後,禹的兒子啟發動政變,殺害了伯益,奪取天下,從此禪讓制被世襲制所取代,中國開始了“家天下”的統治。
伯益雖然不得善終,但是伯益一族卻得以延續,譚人則是其中一支。生活在城子崖的古人中,有一部分是譚人的祖先,至少在夏朝時,譚人就在此生活。從目前豐富的考古遺存來看,譚人早年在此生活得有滋有味,是片樂土。只是受戰亂影響,夏末商初時,譚人的祖先不得已闊別故土,從山東章丘遷到了河南濮陽一帶。此後,章丘城子崖古城逐漸被黃土和細砂所覆蓋,進入了約為500年的荒無人煙時期。
商朝末年,中原一帶戰火重燃,為避禍患,譚人舉族遷回了城子崖老家,古城又重新熱鬧起來。古城周圍20餘公里的範圍內,遠近不同地分佈著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同時代遺址,他們如燦爛的群星映託著譚國都城。這更說明譚國時期,已形成了由中心城市、鄉邑、村落分級構成的政治地理結構,譚國政權有一套嚴密而完整的組織管理體系。
西周克商後,大封諸侯,譚國獲封為子爵之國,算是換來了張保命符。可好景不長,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幼,東方發生叛亂,徐、奄、薄姑等國都捲入其中,朝廷在周公的指揮下,開始了三年的東征。譚國處在周朝王師東征和叛亂諸國西進的必經之路上,長期經受戰爭的洗禮,政治地位和經濟發展上都受到嚴重的衝擊和損害。
雖然自然條件優越,但是西周時期的譚國發展十分緩慢,這主要是受到當時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從西周開國直到康王時期的六十餘年中,周室對周邊夷族的大肆征伐從未停止,至昭王時代達到了頂峰,對東夷地區極盡盤剝之能事,地處要衝的譚國自然不能倖免。
《詩經》中有首詩叫《大東》,描寫了西周中晚期東方各國及各部族受西周統治者慘重盤剝的情形,反映了東方各華人民的不滿情緒,詩的作者正是譚國大夫,從中可以看出當時譚國百姓的生存狀態。
西周初年平定東方叛亂後,周王室分封魯、齊、衛、燕等姬姓大國監視東方各小國,實行分割槽經營。距鎬京較近各小國統稱“小東”,較遠的各小國統稱“大東”。為加強對“大東”的控制,周王朝下令修築了一條從鎬京到東方各國的戰略公路。“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道路平整開闊,路邊種著樹,每隔一段距離還設定了取水點、賓舍等“服務區”,此路學名叫“周道”或“周行”,相當於現在的高速公路了。
這條路的作用一邊是由西向東運輸軍隊和軍用物資,一邊是由東向西運輸貢賦和征斂的財富。對中央王朝來說,“周道”的存在無疑有利於鞏固統治,可對東方各小國來說,這就是貪得無厭的吸血鬼和抽水機。從修建到運營,從徵發勞役到攤派賦稅,朝廷無時無刻不在壓榨和剝削東方人民。
《大東》一詩正是揭露了發生在譚國百姓身上的這段血淚史。“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詩中提及,冬天到了,在譚國這樣遠離京都的東方小邦,百姓家裡織機上的梭子已經空空蕩蕩,因為連老弱婦孺都被抓壯丁了。百姓們穿的薄葛鞋早就破爛,需要用粗麻線捆綁著,無奈之下,只好赤腳踩踏寒霜幹活。
與此同時,從西周王畿來的那些公子哥卻舉止輕薄張狂,在“周道”上橫衝直闖,來來去去搜刮財物。公子哥們一個個服裝華麗,就連他們的手下也都狐假虎威,對譚國百姓頤指氣使。詩中又言:“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就算譚國老百姓傾盡家財,奉上最好的美酒和玉佩,可依然入不了那些從王畿來的大人物們的法眼。這首詩聲動道出了西周中晚期,譚國百姓受西周統治者慘重盤剝的真實狀態。
春秋時期,周王室的剝削少了,可譚國的日子並沒有好過些,反倒因為不開眼得罪了鄰居,招來滅國之禍。
齊襄公荒淫無道,齊國大亂,無奈之下,公子小白和公子糾選擇出國流亡。公子小白沒走兩步就來到了譚國,算起來,譚國和小白還有親戚關係,可此時譚國國君為求自保,並沒有收留他,真是“落難的鳳凰不如雞”,小白幾經波折,最終在莒國落腳。大難臨頭各顧各命,倒也在意料之中,但被人拒絕的滋味總是不好受,此事還是在小白心中留下了陰影。
在莒國躲到第二年,齊襄公被大臣公孫無知殺害,齊國一時群龍無首,亟盼新君。此時,公子小白和公子糾爭相回國,經過一番暗戰,最終小白順利繼承爵位,當上了齊國國君,他正是齊桓公。
按照慣例,新君即位,各國都要派人前去祝賀,這既表示本國對新國君合法性的承認,也是表達與當事國的修好之意。齊國是個大國,並且齊桓公又是經過了一番爭奪才坐上了權力的寶座,各國的表態對他來說很關鍵。
按說這是個冰釋前嫌的好機會,可譚國不知道腦子裡哪根筋搭錯了,居然對此裝聾作啞,連句客氣話都沒捎去,明擺著不把齊桓公放在眼裡,這下子可徹底惹惱了齊桓公。
收拾好國內的爛攤子後,在管仲建議下,齊桓公確定了“尊王攘夷”的對外策略,名義上是扶持周天子,實則藉機擴張自己的勢力。一切準備停當後,當然要先找個小國來開開刀,殺雞儆猴。幾乎沒怎麼思考,齊桓公就把刀鋒指向了譚國。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齊桓公執政第二年,齊國以“譚無禮”的名義出兵攻打譚國。一看毫無勝算,譚國國君腳底抹油,逃走了。巧的是,他的流亡目的地也是莒國,和當年的公子小白一樣。最終譚國被併入齊國,自此,譚國子孫後代遂以國為氏,稱譚氏,這也是現今譚姓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