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給自己的弟弟寫信，要求做到三點：一是要有志，只有志向遠大，才可以高瞻遠矚，看的更遠。二是要有識，有識才可以超越現狀，補自己的短板。三是要恆，恆心於學習可以使自己不斷進步。可見曾國藩並不是簡單的向朝廷坦白心聲，也是一種家訓。

日記有多種形式，有記實，有務虛。記實日記，就是把自己一天實實在在所做的事情所思考的問題真實記錄下來，不修飾的真真實實記錄下來。務虛就是寫的日記是給別人看的，這其實就不叫做日記，是文學創作。很顯然，曾囯藩寫日記就是文學創作。 看過他的冰鑑他的家書的人都知道，有多假，有多少道貌岸然，看的我起一身雞皮疙瘩。而且有些論點，不知道被多少人嚼過三遍的甘蔗渣，索然無味。前朝聖人比他的思想不知道要深邃多少。 也沒有辦法，他也只能寫到這樣，無非也就是儒家的基本理論。也就是漢文化的基本知識。婦孺皆知。

曾國藩的日記本身就是用來公開的。曾國藩的日記從本質上就是傳承了宋明理學和以袁了凡思想（和實踐）為代表的功過格懺悔錄。

曾國藩的日記既然是公開的，自然朝廷如果想知道也能知道，從這個意義上，說日記客觀上也是向朝廷坦白心聲，也並無不當。

這就決定了曾國藩的日記的邊界和分寸，換言之，他的日記介於誠與不誠之間。

說誠，那就是曾國藩一定程度上很勇於解剖自己，無論是“好色”（所謂“人慾橫熾，不復能制”）還是“晏起（晚起）”或者是“徇外為人”（好表現、自欺欺人、虛驕、趨時），都沒什麼掩飾，可以說是緊盯著自己的缺陷和過錯，不斷矯正，因此，倭仁曾經在其日記上加天頭批語：遷改勇甚，可敬！

說不誠，那就是曾國藩其實不會完全暴露自己的真實思想。比如，曾國藩本性是爭強好勝的（這並非貶義），但是他對外塑造的形象或者說他自己道德要求是溫良恭儉讓，所以很多時候曾國藩這人挺擰巴——這一點甚至咸豐帝葉門清，當曾國藩咸豐四年（1854）受命署理湖北巡撫而他上表辭讓時，咸豐帝直接懟他：

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

曾國藩對朝廷、對同僚特別是其中不同派系成員比如何桂清、王有齡等，並不是純粹的善男信女，這方面他真實的想法尤其是計劃中的做法是不會表現在日記中的。

這其實和我們這些現代人心同此理，自己的拖延症、懶惰、喜歡漂亮小姐姐、減肥失敗都不妨發朋友圈，銀行裡有多少錢、對老闆到底是什麼看法、打算怎麼對付職場的競爭對手、何時把公司客戶拉出去自己創業，那是怎麼也不會說的。

乍一聽貌似蠻有道理的，但其實呢，這位脫口秀達人是為了“語不驚人死不休”意淫了這一內容，要知道在古代，士人寫信大都會留草稿。就是才高八斗的大家，也會在寫信給親朋好友之後，留一份草稿在手中。最後這些文人“退休”在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自己以前的手稿，也包括這些私人書信的底稿，為的就是有生之年出本自己的書！

因為這是古人提出的“三不朽”之一的“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通俗來講我們可理解為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三個人生追求，並依次遞進，即一個人先要修養好自己的德行操守，之後透過仕途為國家做出功勳業績，最後確立自己獨到的論說言辭。出版自己的文集正是立言的一個重要標誌之一，這也幾乎是每一個古代文官的畢生追求！是慣例。樓上那位脫口秀達人是不是有點度君子之腹了？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追求，或者說是慾望，因目標不同，自然就有高低之別。從最基本的生存欲、食慾、再到滿足基本需求後的性慾和權利慾，也就是通俗所說的胃飽思淫慾。細心的話會發現這些慾望是相輔相成，互相關聯、互相遞進的。

慾望本就是每個人的一部分，想要提高自己的人生追求，不是揮刀自宮般的斬掉自己的俗塵凡念，而是先要正視自己的慾望。如果連正視自己的慾望都做不到，又何談戰勝和管住慾望呢？

記得在一位日本小說家的書中曾看過這樣一個故事：大災難後，到處都是被燒焦的屍體和殘肢斷臂，哥哥帶著倖存的弟弟返家途中恰好看到這一幕。弟弟嚇得急忙閉眼睛，卻被哥哥硬生生的掰開雙眼，並讓他認認真真看清楚這些血腥的場景。按照弟弟後來的回憶，哥哥是怕這恐怖的場景成為弟弟一生的噩夢，讓弟弟徹底面對這些最恐怖的場景，把恐怖場景的每個元素看個通透，反而就不怕了，後來也確實應驗，這件看似很恐怖的經歷並沒有在弟弟心靈中留下什麼陰影。

正視，是戰勝慾望的前提，白字黑字的落於筆端，是最徹徹底底的正視。甚至還會被無數後人觀看，那內心中的原始慾望，或者稱之為“惡”就如被扒去外衣的魔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曾經恐怖如斯的它，也怕了！

後來者中正校長也效法了曾文正公的做法，用日記來“戒色”雖然前期反反覆覆，但到了後期，就基本再無反覆，並嚴於律己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