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淵明生活在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在陶淵明幼年時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制服的社會里，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裡度過了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岀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個訊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辭官，後來召為主簿，他未就任。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成為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在隆安五年（401）母親去世，回家奔喪，此後時局變化，元興三年（404）陶淵明又做了劉裕的參軍，到了第二年，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同年八月又請求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多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

《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園田居》也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失望，於是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此後他決定了隱居，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

透過陶淵明幾次的岀仕與歸隱，他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去改變它，只好追書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復歸。

我糾正一下，如果完全以“官本位”去評價一個古人，或者名士，那麼任何的歷史都沒必要去研究了。並不是做了高官，就才是承擔責任，不做官去隱居作詩就是逃避責任。

東晉詩人陶淵明，既然能稱得上詩人了，憑什麼要去跟宰相、大將軍比較？傳世詩125篇，文12篇的陶淵明，稱得上是逃避責任？難道被個小吏呼來喝去，任個小官，真的能起到那麼大作用？

所以，我認為不應該把陶淵明的隱居歸結為逃避責任，有幾點理由：

很多人對魏晉名士有偏見，甚至是滿滿的毫不掩飾的偏見，認為他們本來有才華卻不為朝廷效力，不去出仕為官，不去代兵打仗，反而只寄情于山水，矯情做作的清談斂名。

可事實僅是如此嗎？

陶淵明作為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君不見那《陶淵明集》中的詩篇，默默影響了後世多少人？作為魏晉時期的名士，陶淵明的隱居田園，是屬於魏晉名士獨有的風度。

在精神層面上的發展，文學層面上建樹，足夠後人稱頌長久了。若是說陶淵明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可以是，因為他有才華，卻因為“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憤而辭官。

可是，如果把能為後世傳下精神財富的陶淵明，還會有田園詩的恬淡疏樸嗎？我們還能體會“採菊東籬下”的美妙意境嗎？

當然應該，有志之士當為國效忠，為生民立命，兼濟天下才是文人之志。可這套價值觀，都是我們今人去揣度古人的思維。

孔融、嵇康、阮籍、陶淵明不想為官嗎？在我看來是想的，只是因為生錯了時代，若是讓他們生在盛世，定可以建功立業，封侯拜相。可是，漢末之後亂，一直亂到楊堅統一天下，還延續了幾十年的“隋唐英雄”亂鬥。

縱貫魏晉名士之風，我不相信他們沒有救民於水火的心境，可在亂世之中，去在名士們看來是“助紂為虐”的出仕征戰四方，還是選擇安逸的竹林、田園去著書立說，這是一個並不矛盾的兩種選擇。

願意出仕領兵的人，去建功立業就好；願意閒散生活的名士，去飲酒、清談、作詩就好，有何不可？想起龐德公的話了：

還想問題主，誰給陶淵明的責任？天下嗎？晉朝嗎？劉裕嗎？還是我們現代人？

我想在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裡，能給他設定責任的，應該是眾聖經典了。可這位魏晉名士陶淵明，在一百多篇詩文裡，引用了莊子、列子都好幾十次。

所以，陶淵明不幸成為了很多眼裡的“清談誤國”之人，所以在陶淵明心中，並不會如自己的祖輩陶侃那樣，即便出身貧寒，被人看不起，也要去洛陽求官。

東晉詩人陶淵明是一個逃避責任的人嗎？

既然先秦經典不能給陶淵明一個責任，那麼是朝廷嗎？應該也不是的，《歸去來兮辭》裡的陶淵明已經把話說的很清楚了，即便自己不願意做官，在親故的勸解之下，還是去遠方做官。可是自己的內心是不願意的，“富貴非吾願”，既然如此，何不歸去？

對於自己負起最大責任，去尋找真正內心的陶淵明，該歸於不負責任的那一批人之中嗎？至少我依舊不贊同的。

陶淵明想為官，如果不想為官，那麼何必離家百里上任？只是這早就不是昔日祖輩陶侃那樣，能夠靠著公明正大的建功立業“富貴”的時代了。

所以陶淵明去了田園，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可是那位頤指氣使的督郵，沒讓史書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