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說說不同點，其實從題主的題目中我們就可以知道兩者最大區別，古代的稱為城池，所謂城池就是指的城牆和護城河，泛指城市。

不難發現，城池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個“框”，這個“框”將城框了起來，所以城市的發展也多半限制在“框”內，現代城市比較靈活自由，多呈輻射式發展。

再說兩者內部，城池內的基本設施與建設有官衙、市街、廟宇、學校、農田等。城內道路以聯絡各向城門的街道為主。一般比較方正，而現代城市多因地制宜，沒有固定的模式。並且城池內分工明確，市為市，宅為宅，現代城市是市中有宅宅中有市。

建築方面，古城池中大多為木質建築，而現代城市多是鋼筋混凝土。

從選址方面，古城池修建多選擇風水寶地，而現代城市則會考慮多方面因素，如交通、經濟、氣候等。

再來說說相同點，首先，功能大致一樣，兩者內都有住宅，市場，娛樂場所，生產基地，防禦工程等。

其次，如今許多城市中也包含著古城池，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和西安。

從性質上來講，都是人的聚居地。

另外，都為某個地區的商業或是政治中心。（注意是某個地區）

在古代，城某種程度上就代表了國。特別是某些弱小的方國，往往整個國，就只有一座城，這座城就是指這個“國”了。一旦城被攻破，這個“國”也就被滅了。典型的例子，因為鎬京城被攻破、周幽王被殺，即便周王國還有不少領土，但古往今來人們都說西周“已亡”！

正因為城的意義如此重大，所以對於城的防禦能力各個古代國家也都極其重視。因此，在古代首先選擇城址時都非常謹慎小心，通常都選在利於防守、水源充足之地。中國古代有兩大區域經常被古人選作建都之地，其一是渭河平原，其二是洛陽盆地。為什麼這兩塊區域會如此受古人青睞？就是因為這兩塊區域都四周環山，水源充足。四周環山則利於防守，水源充足則利於生活。

其次，古代城市的城牆也是一大特色。在古代，軍事科技尚不發達，城牆對於城市的防守至關重要：城牆越高、越厚，則城市被攻破的難度越大。因此，古代凡是城市，沒有不築城牆的。但作為大一統的中央政權來說，就得擔心另一個問題：萬一轄屬的哪座城市發起了反叛怎麼辦？城市不能完全沒有防護功能，這樣就容易被別國輕易入侵；防禦能力太強，萬一被手下人佔據反叛，自己平叛就困難。

為解決這一難題，西周時還單獨出臺過城牆“建築法”：

天子之都城方九里，約五百四十雉（“雉”為城牆計量單位，一雉長三丈、高一丈）；周王室所轄大城為都城的三分之一，是為方三里，合一百八十雉；中型城市為都城五分之一，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合一百零八雉；小型城市為都城九分之一，方一里，合六十雉；

公爵之國，都城方七里，合四百二十雉；國中大城方二里又一百步，合一百四十雉；中型城市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合八十四雉；小城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

侯、伯爵之國，國都方五里，合三百雉；國內大城為國都的三分之一，為一百雉；中等城市為都城五分之一，合六十雉；小城則為三十三雉又一丈；

子、男之國都城與周王畿內的大城相仿；大城與侯、伯之國的中型城市相仿；中型城市方一百八十步，合三十六雉；小型城市方百步，長二十雉。（《周禮·東宮·考工記》）

從其中內容可知，不同等級的諸侯國，其城牆的規模存在嚴格限制。這種限制不光是體現等級高低，更重要的是防止據有城池之人造反。

在著名的“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中，姬段在京邑（今河南滎陽東南）築城超過了百雉，就是違反了這一“建築法”。因此，鄭莊公的手下才會擔心姬段會造反，及時向他彙報：“城牆過百雉，就是國家之害！現在京邑城牆已超過這一規定，您怎麼能允許這一事情發生呢？”

對於現代城市而言，雖然也存在軍事防禦一說，但現代防禦理念與古時已大不相同。國家防禦更多體現在無形的軍事實力上，而不是有形的城牆。現代城市更強調發展，因此城市建設是開放性的，基本不會再築城牆——這樣反而限制了自身的發展。（當然，特朗普同學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要為國建牆，這是一種特例。）

其實，古人也有人意識到了這點，對於給城市築牆的行為予以駁斥。

公元前519年，囊瓦被楚平王提拔為楚國令尹。剛一上任，他就遵循祖父臨終遺囑，在楚都郢築城牆。這一行為遭到了大夫沈尹戌的強烈批評：“子常（即囊瓦）一定會丟失郢都！如果不能保護國家，就是在郢都築城也沒用！自古以來，天子強大，就讓四夷為國守邊境；天子衰微，則讓諸侯為之守邊境。諸侯強大，則讓鄰國為之守邊境；諸侯衰弱，則必須自己守住邊境。如果國家無外患，民眾又能安居樂業，國都還需要築城嗎？如今因為害怕吳國而在郢都築城，所守的範圍就太小了，能不敗嗎？”

沈尹戌的觀點，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中提出，無疑相當超前：只要能保證國家無外患，民眾能安居樂業，國內的任何一座城市都無需築城。在現代國家中，這一觀念已相當普遍，所以現代城市幾乎不再有實體城牆環繞。可在叢林法則的春秋戰國時代，雖然沈尹戌提出了這一觀點，但真正敢於實踐的國家卻可以說幾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