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管理網格化是一項利國利民的重要工作機制，但目前來講，需要改進的地方也是存在的，我大概的梳理了三點關於網格化基層治理的問題，供你參考；一是大量的網格站點場所未落實。二是存在部分網格員工作任務重、忙閒不均現象。三是網格化管理與執法部門聯動不足。那與之相對的解決方案：關於網格站點未落實、網格員工作任務重以及網格化管理和執法部門聯動不足的痛點，我認為均可透過把傳統線下辦公轉換到線上平臺辦公，既節約了辦公成本，也節省了群眾跑腿的時間；以目前我在用的閩事理為例，無論何時何地，網格員均可透過線上對群眾的訴求等進行實時處理，同時，也打通了各部門間的資料壁壘，推動多部門聯動，從根本上減輕網格員的工作負擔，為幹部減負，為群眾省事，望採納。

1、網格執行成本及其永續性網格化管理啟動於社會群體性事件和個人極端事件頻發的社會轉型期，因而它的提出及執行實際上依託於網路技術和科層治理技術、是一種以權責明晰劃分和監督考評為制度保障，將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服務系統與基層社群組織結合起來的管控模式，帶有一定的應急性。毫無疑問，網格化管理為在基層社會與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間建立起暢通的資訊溝通反饋機制，避免政府各主管部門之間的扯皮推諉從而縮短問題解決的時間，提高政府科層系統的行政績效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網格化管理的編織及其執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如在一些網格內設定多名網格指導員，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這就使其人力和裝置投入勢必增加。此外，網格化管理系統的建立雖然可使政府的社會治理力度得到一定的加強，但其效能是否能夠持久則令人懷疑。近年來，在一些大城市中，其網格化管理往往是作為大型活動的配套機制而出臺的，而每當這些大型活動結束後，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社群組織，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倦怠和鬆懈，從而導致嚴重的城市管理事故。上海“後世博”和北京“後奧運”時期出現的種種問題，即是明證。所以，如何將網格化的“非常之舉”變為“尋常行動”，則是問題的關鍵。2.網格化與社群自治近年來，在學界關於社群研究的成果中，很多學者都對社群行政化持一種批判的態度，認為“社群行政化”是“城市政府為尋求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地實現社會再組織化的過程。其基本表現是：社會空間行政化、社群組織行政化、社群事務行政化”。從本質上講，社群建設的行政化傾向是中國傳統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響了社群自治功能的發揮。在現實的社群發展建設中，網格空間的誕生存在著削弱社群自治能力的可能性。正如有的論者所言：“政府行為的全面迴歸，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社會各個領域，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行政強制的傾向：行政體制儼然成為一e5a48de588b6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63373738部設計合理、運轉有效的龐大機器，但面對社會出現的突發事件和具體矛盾，則需要每個部件、每個齒輪都隨同這一機器系統調整方向，連帶執行，失去了靈活多變、敏銳出擊的應對能力。”當然，強調網格化對社群自治的消極影響，並不是要拒斥網格，而是要對兩者關係展開復雜的理解和分析。在現實社會中，社群自治與行政化之間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在現階段社群自治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網格化管理的推進和加強可能導致行政力量的強化、社群自我管理的弱化，而弱化社群自我管理則會對社群自治的程序產生消極影響。但筆者認為，在現實中，完全意義上的社群“去行政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社群實際上是作為“政府”和“居民”之間的聯結組織而存在的。社會是一個高度複雜的聯結系統，以至於我們很難用簡單的話語完全揭示其中的奧秘。但我們必須關注那些基本的關鍵性聯結環節，因為一個社會如果其關鍵的聯結處被破壞了，便會發生社會解組的悲劇。因此，我們應從社會聯結的角度來理解社群性質，這樣就不會簡單地將社群置於與政府相對的立場之上而提出“去行政化”的思路了。在社會管理領域，最高階的管理境界實際上是“自我管理”，所以我們要大力培育各種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城市社會管理。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要切斷社群與政府的關係，而是要弄清行政系統與自治組織之間的關係聯結，追問兩者是“協動”關係還是“服從”關係，是“聯結”還是“從屬”。3.網格的泛化問題網格化治理風靡於當下的中國社會，主要是緣於政府為加強社會管理而彌補現有體制的不足，加強各部門間的協動。但隨著網格化治理的推行，“網格化的功能與實施範圍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透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範圍被大大泛化”。當人們確信一切依賴網格、一切透過網格來解決之後，勢必形成嚴重的網格依賴症，其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必然弱化，其直接後果就是將社會管理簡單化。總之，新時期的社會治理正在發生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改變，其具體表現是：社會治理的主體由單一的政府向多主體、多中心轉變，社會治理的手段由平面社會向網路社會轉變，社會治理的目的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轉變。我們應以理性客觀的態度來看待城市管理的網格化模式，處理好“網格管理”與“政府治理”、“網格管理”與“社群自治”之間的關係，尋找“政府社會治理”與“社群自治”之間有效的聯結點，調適好“國家”與“民眾”間的距離構造。所以，我們應“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別是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勵它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