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單從政治層面講，戊戌變法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必敗無疑。

變法的主導者，根本就是政治小白，無論是光緒，還是康梁，抑或楊銳、譚嗣同等“四小軍機”，根本不曉得政治鬥爭的殘酷，即使曉得，也根本應付不來。

光緒是道光以來最熱心西學的皇帝，也有抱負和理想，但年輕人的心態過於著急，在局面尚未開啟的情況下，就貿然革了老師翁同龢的職，自斷右臂，緊接著又在短時間內妄圖搶奪人事大權，撇開軍機處，成立諮議局，甚至把禮部六堂官集體革職。要知道，在官本位社會，人事爭鬥就意味著利益爭鬥。你搶人家食，他們能不拼命嗎？要搶，但不能著急，要佈局好，一步步來。一句話，光緒想擺脫老佛爺的控制，但他真的不具備明君的基本素質。

康有為、梁啟超更不用說了，身上文人氣太重，也根本沒有進入這場變法的權力核心，只是政策設計者，而體制下層或體制外的在野人士，提出的政策，往往流於空想，不切實際。所以，與張之洞一派的矛盾也就越來越深。作為六君子的楊銳和劉光第，其實都是張之洞的人（冤死鬼），他們在政策上主張漸進式變革，認為康有為那套類似於法國的雅各賓主義，會把大清帶入危險境地。而且，康有為的今文經學，也被張之洞斥之為“野狐禪”。這就是，為什麼張之洞要專門寫《勸學篇》，來與康梁一派打對抗了。

當年，強學會成立時，李鴻章送上2000兩銀子，結果被維新派拒之門外，更是缺乏政治經驗的表現。

其實，政變的發動者慈禧並不反對變法，她曾經說過“今宜專講西學”，八股取士也是她拍板廢掉的。她與光緒的矛盾，並不在於要不要變法，而是誰來主持變法。至於她後來將所有維新措施全部廢除，是為了拉攏守舊派勢力罷了。她內心明白的很，要想挽救大清，只有學西方這一條路。但同時，她內心又對外華人始終懷有仇恨情結，認為是外華人把大清攪得混亂不堪，所以後來才會被一幫守舊大臣忽悠著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

光緒沒有實權，依靠他自然會輸，而依靠慈禧、李鴻章、張之洞是不現實的，因為雙方的改革分歧太大，這三位大佬都不會同意過快地改變政治體制。

有人會說，沒有發動人民群眾。呵呵，你去發動試試唄，那會正是民教衝突日趨嚴重的時期，民眾的仇洋心態趨於激烈，怎麼可能支援向西方學習。

2、若從思想和風俗層面來說，它又是一場成功的啟蒙運動。

從政治思想層面來說，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民族、國民等概念，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流行，這也是一筆極為重要的思想遺產。

最關鍵的是，經過這一波維新思潮，傳統計程車大夫開始發生思想上的大轉變。當年搞洋務時期，僅有極少數計程車大夫表示支援，但戊戌之後，一大波士大夫都紛紛開始向西方學習，當然是透過日本這一媒介，也就是“轉身向東”。別的不說，單看戊戌時期走向興盛的報紙，就能知道這場運動在啟發士大夫思想轉變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絕不應該被忽視。

再者，這一時期維新派創辦的天足會等也對社會風俗方面產生重要影響。最早對纏足陋習發起攻擊的，是傳教士，隨後是太平天國。但真正在城市形成思潮的，始於戊戌時期。正所謂：“纏足之事不早為之，則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欲救國，先救種，欲救種，先去害種者”，只有放足才能“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

而且，華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女子學堂，也出現於這一時期，邁出了拯救中國女性的第一步。創辦者經元善的這段話，如今讀來依然振聾發聵：“華人數號為四萬萬，而婦女因不讀書，遂不能明天下之事，凡言論事功，皆依靠男子，則華人去其一半矣。西人謂吾為半教之國，乍聞之必憤驚，然細思之，非半教而何也？”

總得來說，戊戌變法對後世的影響，更多得體現在思想層面！

光緒及那幫子改革命派失敗的原因，主要是一沒根基，二沒腦子。要變革必定會影響別人利益，他們沒鬥爭經驗，結果沒等開張就被一網打盡。這方面例子多得很，大清有、民國有、後來更有。前人教訓，後人千萬記住，改革之前先把槍桿子牢牢攥住。

我們經常會從制度層面，思想文化層面去分析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誠然任何一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有其存在的歷史必然性，不管其成功抑或失敗當然有制度層面和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們經常會忽略一些細節所造成的歷史影響，人事在歷史事件中有時候會發生巨大的作用。

以往我們總會認為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阻撓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主要外因，依靠沒有實權的光緒帝和改革步驟的貪大求全是造成變法失敗的主要內因，這些都沒有問題。如果再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審視維新派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就會發現失敗是必然的。慈禧太后從一開始是預設和支援變法的，只是後來由於光緒帝採取了急進的變法措施，先後導致翁同和被開缺回籍和禮部六堂官事件，慈禧太后改變了對光緒帝的支援，氛圍開始變得詭異，而雙方之間又缺乏有效的溝通，因而陰謀論四起，康梁以為慈禧太后欲借天津閱兵之際廢掉光緒帝，於是採取各種措施準備反擊，包括刺殺慈禧，而慈禧透過一些途徑也獲得了訊息，（一直以來主流看法都認為是袁世凱告密，但實際上這種看法是靠不住的，真正洩漏訊息給慈禧太后有可能是榮祿，也有可能是奕劻），慈禧太后於是發動政變，軟禁了光緒帝。

而康梁逃走後在香港和海外發表的一些如“衣帶詔”之類的嚴重缺乏政治智慧的訊息，不僅令光緒帝處境更加危險，也使得慈禧太后和後黨更加痛恨新政，以至於除京師大學堂以外，所有變法措施都被廢除。

庚子國變後，慈禧太后重新主導了比戊戌變法範圍更廣，內容更深刻的清末新政，部分維新黨人在慈禧太后七十歲壽辰的時候也被赦免。

由此可見，改革者在推行改革的時候，一定要保持資訊的暢通和溝通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