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清朝初年，批評理學和提倡經世致用是當時進步思潮的特徵。在這方面，除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外，顏李學派也十分具有代表性。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雖然不及顧、黃、王三大家，但其對社會思潮特徵的反映卻較為鮮明。在批評理學時，三大家在形式上還對理學持保留態度，王、顧之於程朱，黃宗羲之於王守仁皆是如此，顏李學派則不然，他們不僅反對程朱之學與陸王心學，而且直接批評周、張、程、邵等理學的開創者，並且沒有任何的迴避與袒護。在學風上，顧、黃、王反對空談心性和不務實際，放棄了對理學空洞性體的體認，主張“通經致用”。顏李學派則“以用為體，以用為學”，主張用力於具體的學問本身，而沒有必要尋找“性理”或者“六經”的根據，完全擺脫了理學教條的束縛。第二部分顏李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顏元和他的弟子李塨，其學說由顏元創始，經李塨等人而推廣天下，故稱“顏李學派”。顏元曾說：“今何時哉？普地昏夢，不歸程朱則歸陸王，而敢別出一派，與之抗衡翻案乎？”這可以理解為顏李學派經過長期的理論準備後正式樹立旗幟的宣言。這個學派大力提倡“實文、實行、實體、實用”，主張“以事物為教”，研究實際問題。他們認為應當恢復“周孔正學”，儼然以孔孟傳人自居，批程朱，黜陸王。其學說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間影響很大。所以，時儒聲稱：“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四方響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第三部分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今屬河北）人。青少年時代，由於家國多故，顏元的生活經歷十分坎坷，“自幼及壯，孤苦備嘗”。開始，他寄養在朱家，為人義子。這時期，由於生活多艱，精神空虛，他漸漸接受了神怪荒誕思想的影響，行為上也遊談無根，放蕩不羈。這時，幸虧遇上了教授生徒十分嚴格的老師賈端惠，對顏元的一生帶來了重要轉機。賈端惠作了兩幅對聯，令顏元書寫後懸掛堂中，其一曰：“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願學經經小人。”其二曰：“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學那勿欺君子；說些實話，行些實事，做個老實頭兒。”另外，賈老師為人樸實，重視氣節的風範，也使顏元受益匪淺。第四部分在賈老師的教導下，顏元戒除了一切惡習和放蕩行為。顏元先喜陸、王之學，但沒多久，又學程、朱，他篤志苦學，儼然以道學家自居。然而，有一件事導致了顏元思想的轉變。康熙七年（1668），顏元的養祖母病故。居喪期間，他一切都以朱子《家禮》行事，連吃飯也不苟且。《家禮》規定，早晚吃飯時，如果因事耽誤了，就不能再吃。而當時弔喪的客人很多，顏元對養祖母極為孝敬，當然相陪答禮。這樣，他疏食少飲，哀毀過甚，幾乎病死。由此，他感到朱子《家禮》不合情理，對理學也產生了懷疑。他從此走上了提倡“周孔正學”，批判程朱理學的道路。然而，顏元57歲之前對程朱的批判還打一些折扣，尚有“將就程朱”之意。而當他57歲南遊中州（今河南一帶）時，對於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瞭解，耳聞目睹了許多地方“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的現象，於是下定決心，“必破”程朱，認為程朱“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公然舉起反對理學的旗幟。第五部分針對宋明理學“誤人才，敗天下事”的“虛學”弊病，顏元極力提倡實用之學，他“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在提倡“周孔正學”的過程中，顏元體會到“思不如學，而學不如習”的道理，他於是將自己的書齋由“思古齋”改稱“習齋”。在他看來，“人之為學，心中思想，口中談論，盡有千百義理，不如身行一理之為實也”。顏元一生十分重視教育，他收授門徒，希望藉以傳播自己的學說，實現個人的抱負。他45歲時，蠡縣李塨問學，成為他的得意門生，以後對於宣揚顏元的學說創立顏李學派貢獻很大。顏元57歲南遊中州時，沿途不懈地宣揚自己的主張，並訪友論學，明辯婉引，使不少人傾心於他的觀點。62歲時，應邀到河北肥鄉縣主持漳南書院，在這裡，他仍然強調“實學”與“實習”，大張旗鼓地批判程、朱理學，並制定各種規章制度，改變這個書院修心養性和專門學習八股文的學風。在他主教期間，入學者有幾十人。第六部分顏元的學說後經李塨的宣傳，從而“發揚震動於時”。李塨繼承師說之精華，頻繁出遊，廣交學侶，不遺餘力地光大顏元學說。李塨所輯的《小學稽業》《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學禮錄》《學樂錄》《學射錄》等，都是他為補顏元所未及以及闡揚師說而作。李塨對於其師之說加以繼承卻不死守，而是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例如，他們都主張研求切近社會的學問，而對於遠離現實的宋儒性理之學則加以摒棄。在這方面，顏元有《存性篇》，專門批評宋儒的心性理論。而李塨卻很少談論性理問題，在對經書傳注中直接汰除其說。如果將李塨與顏元進行比較，從他們的言論中可以發現，顏元的思想性較強，而李塨的學術性較強。另一方面，在傳習和“昌明”師說時，李塨實際採取了批判繼承的態度，顏元強調信古，而不論古書之真偽；李塨則主張“考古準今”，甚至可以“參以近日西洋諸法”。顏元反對考證論述，李塨晚年卻“流連三古經成癖”，致力於考證著述，以闡明顏元之說。在李塨的著作中，不少文字都是用以論證和發揮顏元學說的，而在一些問題上的認識深度又超過了顏元。除李塨外，顏元的弟子中較為著名的還有王源。王源是因李塨的介紹而成為顏元的門人的，其所著《平書》頗受顏門學者重視。根據該書的《自序》，此書所以命名為“平書”，是因為它是“平天下之書”。後來，李塨對此書提出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附上自己的意見，成《平書訂》，使顏李學派的政治、經濟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和深刻化。
第一部分清朝初年，批評理學和提倡經世致用是當時進步思潮的特徵。在這方面，除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外，顏李學派也十分具有代表性。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雖然不及顧、黃、王三大家，但其對社會思潮特徵的反映卻較為鮮明。在批評理學時，三大家在形式上還對理學持保留態度，王、顧之於程朱，黃宗羲之於王守仁皆是如此，顏李學派則不然，他們不僅反對程朱之學與陸王心學，而且直接批評周、張、程、邵等理學的開創者，並且沒有任何的迴避與袒護。在學風上，顧、黃、王反對空談心性和不務實際，放棄了對理學空洞性體的體認，主張“通經致用”。顏李學派則“以用為體，以用為學”，主張用力於具體的學問本身，而沒有必要尋找“性理”或者“六經”的根據，完全擺脫了理學教條的束縛。第二部分顏李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顏元和他的弟子李塨，其學說由顏元創始，經李塨等人而推廣天下，故稱“顏李學派”。顏元曾說：“今何時哉？普地昏夢，不歸程朱則歸陸王，而敢別出一派，與之抗衡翻案乎？”這可以理解為顏李學派經過長期的理論準備後正式樹立旗幟的宣言。這個學派大力提倡“實文、實行、實體、實用”，主張“以事物為教”，研究實際問題。他們認為應當恢復“周孔正學”，儼然以孔孟傳人自居，批程朱，黜陸王。其學說在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間影響很大。所以，時儒聲稱：“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四方響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第三部分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今屬河北）人。青少年時代，由於家國多故，顏元的生活經歷十分坎坷，“自幼及壯，孤苦備嘗”。開始，他寄養在朱家，為人義子。這時期，由於生活多艱，精神空虛，他漸漸接受了神怪荒誕思想的影響，行為上也遊談無根，放蕩不羈。這時，幸虧遇上了教授生徒十分嚴格的老師賈端惠，對顏元的一生帶來了重要轉機。賈端惠作了兩幅對聯，令顏元書寫後懸掛堂中，其一曰：“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願學經經小人。”其二曰：“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學那勿欺君子；說些實話，行些實事，做個老實頭兒。”另外，賈老師為人樸實，重視氣節的風範，也使顏元受益匪淺。第四部分在賈老師的教導下，顏元戒除了一切惡習和放蕩行為。顏元先喜陸、王之學，但沒多久，又學程、朱，他篤志苦學，儼然以道學家自居。然而，有一件事導致了顏元思想的轉變。康熙七年（1668），顏元的養祖母病故。居喪期間，他一切都以朱子《家禮》行事，連吃飯也不苟且。《家禮》規定，早晚吃飯時，如果因事耽誤了，就不能再吃。而當時弔喪的客人很多，顏元對養祖母極為孝敬，當然相陪答禮。這樣，他疏食少飲，哀毀過甚，幾乎病死。由此，他感到朱子《家禮》不合情理，對理學也產生了懷疑。他從此走上了提倡“周孔正學”，批判程朱理學的道路。然而，顏元57歲之前對程朱的批判還打一些折扣，尚有“將就程朱”之意。而當他57歲南遊中州（今河南一帶）時，對於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瞭解，耳聞目睹了許多地方“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的現象，於是下定決心，“必破”程朱，認為程朱“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公然舉起反對理學的旗幟。第五部分針對宋明理學“誤人才，敗天下事”的“虛學”弊病，顏元極力提倡實用之學，他“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在提倡“周孔正學”的過程中，顏元體會到“思不如學，而學不如習”的道理，他於是將自己的書齋由“思古齋”改稱“習齋”。在他看來，“人之為學，心中思想，口中談論，盡有千百義理，不如身行一理之為實也”。顏元一生十分重視教育，他收授門徒，希望藉以傳播自己的學說，實現個人的抱負。他45歲時，蠡縣李塨問學，成為他的得意門生，以後對於宣揚顏元的學說創立顏李學派貢獻很大。顏元57歲南遊中州時，沿途不懈地宣揚自己的主張，並訪友論學，明辯婉引，使不少人傾心於他的觀點。62歲時，應邀到河北肥鄉縣主持漳南書院，在這裡，他仍然強調“實學”與“實習”，大張旗鼓地批判程、朱理學，並制定各種規章制度，改變這個書院修心養性和專門學習八股文的學風。在他主教期間，入學者有幾十人。第六部分顏元的學說後經李塨的宣傳，從而“發揚震動於時”。李塨繼承師說之精華，頻繁出遊，廣交學侶，不遺餘力地光大顏元學說。李塨所輯的《小學稽業》《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學禮錄》《學樂錄》《學射錄》等，都是他為補顏元所未及以及闡揚師說而作。李塨對於其師之說加以繼承卻不死守，而是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例如，他們都主張研求切近社會的學問，而對於遠離現實的宋儒性理之學則加以摒棄。在這方面，顏元有《存性篇》，專門批評宋儒的心性理論。而李塨卻很少談論性理問題，在對經書傳注中直接汰除其說。如果將李塨與顏元進行比較，從他們的言論中可以發現，顏元的思想性較強，而李塨的學術性較強。另一方面，在傳習和“昌明”師說時，李塨實際採取了批判繼承的態度，顏元強調信古，而不論古書之真偽；李塨則主張“考古準今”，甚至可以“參以近日西洋諸法”。顏元反對考證論述，李塨晚年卻“流連三古經成癖”，致力於考證著述，以闡明顏元之說。在李塨的著作中，不少文字都是用以論證和發揮顏元學說的，而在一些問題上的認識深度又超過了顏元。除李塨外，顏元的弟子中較為著名的還有王源。王源是因李塨的介紹而成為顏元的門人的，其所著《平書》頗受顏門學者重視。根據該書的《自序》，此書所以命名為“平書”，是因為它是“平天下之書”。後來，李塨對此書提出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附上自己的意見，成《平書訂》，使顏李學派的政治、經濟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和深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