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一片人，誤了一個國。

魏晉清談起於郭林宗，成於阮籍。

魏晉清談分前後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曹魏後期及西晉。這一時期的魏晉清談談的是治國經民，是曹魏集團的世子與司馬集團世子之間的政治對抗。與當時文人名士的出處與進退關係最為密切，換句話說，就是這個時期的清談是名士籍以表達政治態度與自身立場的東西。

自古以來凡與政治掛鉤的文人墨客，沒有一個得善終。所以這一時期最出名的就是我們所謂的竹林七賢，兩大集團對抗的焦點在竹林七賢上的體現就是嵇康之死。嵇康是維護曹氏政權的代表，他老婆是曹操的曾孫之女。阮籍、劉伶嗜酒如命，也都是因為與司馬氏不和。名世王凌、王廣風量才學名重當時，也因為反抗司馬氏被殺。

司馬家一通亂殺至東晉，魏晉清談轉入第二個時期。第一時期的文人墨客改節失圖，改向司馬家，不評論時政，不臧否人物，一變轉為談論抽象玄理。這一時期最大的危害，便是談論玄理計程車大夫進入朝堂，位居高官。如果只是隱於泉林，清談玄理，則縱使無異於國計民生，也不至於誤國。清談誤國的原因正在於朝廷執政即負有最大責任的達官貴族，崇尚虛無，口談玄遠，不屑於打理國家政務。

其中，代表人物王衍，《世說新語》記載，“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助人不得不認其責”。《晉陽秋》亦記載，“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虛浮，不至於此’”。由此可知，魏晉名士臨終之時，也覺察到清談誤國的問題。

西晉統一國家三十餘年，八王爭權、永嘉之亂、神州陸沉，魏晉名士清談具有很大的責任。

回答之前先吐槽下前面那個人的答案。

清談起於郭林宗，成於阮籍。

這種話說出來也不怕笑死人？東漢清議和魏晉清談是一個東西？阮籍有個毛的清談水平？

還清談誤國？book老師還說國誤清談呢。

回到正題。

既然提問清玄世風，我就理解為題主想問的內容包括清談和玄學兩個方面共同的影響。畢竟玄學家除註疏之外，清談場也是其綻放思想光芒的最重要場所。

清談最大的特點是自由辯論，賓主聚於一堂，先由一人起一主題，稱為“通”。諸人對主題進行質問駁詰，稱為“難”。一來一回，稱為一“番”。數“番”之後便取義理最為精深者獲勝。

而清談巔峰人物首推王弼。王弼在何晏主持的清談上只一“難”就宣告勝利，而就在諸人為王弼義理之精佩服不已的時候，王弼卻將自己獲勝的論言駁倒，如此反覆多次。

漢儒之間的辯論其主旨在於“歸於一尊”，比如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其最後結果都是出現了一個“統一”，這個統一者就是鄭玄。

而玄學家在清談場上的辯論，既沒有正統，也沒有門戶，全憑個人喜好。何晏、王弼在清談場上無人能敵，但是他們二人並沒有完成什麼統一事蹟，曹魏經學仍然以鄭玄、王肅為主。

時至晉朝，無論王衍王導還是謝安桓溫，他們在朝中呼風喚雨，但在學術上從來都沒有過“以勢欺人”的現象。

這種寬鬆、活躍的學術氛圍造就出的是中國思想史的大變革，比起漢儒誦經“可憐無補費功夫”，魏晉玄學系統創造者們卻是一群青少年，余英時先生直言這是一個“士人覺醒”的時代，這其中難道沒有值得頌揚的地方嗎？

再說“世風”這個問題。

所謂魏晉世風，其關鍵詞大多為“奢華”“虛浮”之類，範寧也直言何王二人之“罪”是“桀紂”水平。

這是一個很無聊，或者說是一個立場問題事情。範寧作為穀梁春秋大家，站在自己立場抨擊玄學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論學術水平，何晏《論語集解》，王弼《周易注》，都被編入《十三經注疏》，和範寧一樣。

難道西晉被滅是《論語集解》和《周易注》和玄學的鍋？那劉義隆為什麼還要將玄學立為四學之一？他不知道西晉被滅是因為玄學太盛了？

所以這是個很有問題的邏輯。

至玄學流傳至西晉，雖然何晏王弼為士人所崇拜，但是別忘了正始之後的玄學代表是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

而其身處的社會背景所導致其將禮教置於“形下”的理論與行為，只是一種無奈。

放浪形骸也好，得意忘形也好。這種“反抗行為”在西晉卻成了一種流行，而這個流行的傳輸者就是王戎，流行教主就是王衍。

王衍作為一個大清談家，大“玄學家”，他的論著、註疏作品有多少？答案是0。

西晉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玄學家恰恰是在中朝沒有發言權的“王弼之亞”——郭象。

這就好比清、玄這兩條主線，在“正始之音”是合二為一的，何晏王弼既是清談最強又是玄學最強。

正始之後清談這條線便被司馬氏掐斷，只剩玄學這一條線流入“竹林”。

西晉以後，王戎、山濤等人身居要職，開始了玄學的復興。

此時清談線再次復活，並流入到王衍為首的名士集團之中，這群人開始了所謂“玄風”的傳播，其影響就造成了西晉的“虛浮”“奢華”等風氣，因為他們不再有新的玄學理論出現，僅僅是“祖述何王”。

於是西晉出現了裴頠、範寧等反對何、王的思想家。

而流入竹林的玄學也透過向秀《莊子注》與郭象《莊子注》進行連線，最後郭象接過了王弼的火炬，將玄學理論發揚光大，“獨化於玄冥之境”，展示了士人作為個體的覺醒與追求。

所以，清玄二者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分化開來，造成了不同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建立與滅亡本就不是某一個方面原因能造成的結果。

一個思想家為什麼要去打仗？國家沒有將軍嗎？

就算把鍋都扔給“清談誤國”，那也只是王衍清談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