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天文11年12月26日－元和2年4月17日；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江戶幕府的第一代將軍。生於名古屋附近的岡崎，為岡崎城主松平廣忠的正室之子（長子為阿久所生），原姓松平氏，小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後改名元康，最後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德川家康的先祖是發跡於三河地方的一個土豪，在戰國時代逐漸上升為戰國大名，到松平廣忠這一代時，松平氏已領有整個三河國。但其領國被夾在勢力較強的兩個大名尾張的織田氏和駿河的今川氏之間，地位很不鞏固。
勢。在這種形勢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最後奪取全國政權，必須對統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認識，因時、因地制宜，採取靈活的政策和策略。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他是順應了時勢，舉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變以後，豐臣秀吉捷足先登，搶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奪取全國政權的機會。當時大局雖然對他很不利，但這時他與豐臣秀吉之間的關係和實力已非昔日的織田信長與他的關係可比。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他採取了有限的行動。1584年，德川家康應織田信雄之請，與豐臣秀吉戰於小牧、長久手，就是出於有限目的的一種有限行為。長久手之戰，德川家康打敗了豐臣秀吉的一個支隊，打死了豐臣秀吉的勇將池田信輝，迫使豐臣秀吉以相當有利於他的條件講和，這對全國都很有影響，豐臣秀吉對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豐臣秀吉出兵北韓時，沒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隊編入渡海戰列。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運，其實這是德川家康運用自己的實力和採取巧妙的策略得來的。豐臣秀吉出兵北韓，使豐臣政權和西南大名損失慘重，而德川家康卻在和平建設中積蓄了財力，壯大了力量。這些變化是豐臣氏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後來奪取全國政權的重要轉折點。
注意內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內治是和改組與強化封建秩序溶為一體的。在取得全國政權前，每佔領一地，總要對新領地的統治加以整頓，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擴大版圖。奪取全國政權後，為了鞏固政權，除保持豐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採取了一系列改組和強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一是沒收和削減敵對性大名的領地，充實幕府的經濟基礎：德川家康沒收了87個敵對性大名的領地，總收入量為414萬石（一說沒收了90個大名的領地），減封了三個大名的領地，總收入量為207萬石（一說減封四家大名領地）。其中的3/4轉封給自己的功臣和親近大名，其餘的1/4劃為德川氏的直轄地，再加上甲斐、信濃、美濃、近江、越前、佐渡、陸奧南部等地區的直轄地，總收入量達6萬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還把佐渡、石見、伊豆等地的重要礦山和京都、大坂、奈良、駿府、長崎等重要城市和港灣地劃為幕府直轄。這樣，幕府就幾乎控制了全國的大部分重要財源。
二是建立起幕藩體制的封建統治制度。德川家康根據對幕府的向背，把全國的大名分成三類。第一類是他的兒子和德川氏的近支宗族，這一類叫做“親藩”；第二類是忠於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功臣，這叫做“譜代大名”，“親藩”和“譜代”是幕府政權的支柱；第三類是關原之戰前與德川家康同為大名的人，或戰時曾忠於豐臣秀吉戰後降服的大名，屬於這一類的叫做“外樣大名”。德川家康把三種類型的大名混雜相間，使親藩和譜代大名監視外樣大名。其次，為了加強對武士的統治，樹立幕府的權威，又於1615年頒佈了《武家諸法度》。其要旨是獎勵文武、誡逸樂奢華、守節儉、嚴階級（即服飾、乘輿的等級規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繕城池、不得私婚、不得結黨，但最主要的是規定了大名的“參覲交代”制。按規定，全國外樣大名分為東西兩半，半住江戶，半住領地；每年4月為東西兩半部大名的交代時期（對譜代大名另有規定），大名的妻子須常住在江戶，事實上作為人質，大名依地位帶領侍從，構成“諸侯行列”，按期到江戶參覲交代。由於“諸侯行列”人數眾多，往返於江戶和領地之間的耗費十分巨大。因此這一制度不僅可以使幕府實際上把江戶交代的大名作為人質而加以控制，還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財力，使之無力叛亂。與此同時，德川家康還進一步推行豐臣秀吉的兵農分離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把整個日本社會劃分為身分世襲計程車、農、工、商四個等級，每個等級內部又貫穿著縱的主從關係。最後，在1615年還針對皇室、朝廷、寺社頒佈了《禁中及公家諸法度》和五山十剎的法度。這樣，以身分製為核心，以幕府為政權的中樞，上對天皇、公卿，下至各藩大名、一般武士、僧侶、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藩體制。德川幕府就是主要靠這個體制來統治全國。
德川家康，(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天文11年12月26日－元和2年4月17日；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江戶幕府的第一代將軍。生於名古屋附近的岡崎，為岡崎城主松平廣忠的正室之子（長子為阿久所生），原姓松平氏，小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後改名元康，最後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德川家康的先祖是發跡於三河地方的一個土豪，在戰國時代逐漸上升為戰國大名，到松平廣忠這一代時，松平氏已領有整個三河國。但其領國被夾在勢力較強的兩個大名尾張的織田氏和駿河的今川氏之間，地位很不鞏固。
勢。在這種形勢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最後奪取全國政權，必須對統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認識，因時、因地制宜，採取靈活的政策和策略。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他是順應了時勢，舉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變以後，豐臣秀吉捷足先登，搶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奪取全國政權的機會。當時大局雖然對他很不利，但這時他與豐臣秀吉之間的關係和實力已非昔日的織田信長與他的關係可比。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他採取了有限的行動。1584年，德川家康應織田信雄之請，與豐臣秀吉戰於小牧、長久手，就是出於有限目的的一種有限行為。長久手之戰，德川家康打敗了豐臣秀吉的一個支隊，打死了豐臣秀吉的勇將池田信輝，迫使豐臣秀吉以相當有利於他的條件講和，這對全國都很有影響，豐臣秀吉對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豐臣秀吉出兵北韓時，沒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隊編入渡海戰列。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運，其實這是德川家康運用自己的實力和採取巧妙的策略得來的。豐臣秀吉出兵北韓，使豐臣政權和西南大名損失慘重，而德川家康卻在和平建設中積蓄了財力，壯大了力量。這些變化是豐臣氏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後來奪取全國政權的重要轉折點。
注意內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內治是和改組與強化封建秩序溶為一體的。在取得全國政權前，每佔領一地，總要對新領地的統治加以整頓，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擴大版圖。奪取全國政權後，為了鞏固政權，除保持豐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採取了一系列改組和強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一是沒收和削減敵對性大名的領地，充實幕府的經濟基礎：德川家康沒收了87個敵對性大名的領地，總收入量為414萬石（一說沒收了90個大名的領地），減封了三個大名的領地，總收入量為207萬石（一說減封四家大名領地）。其中的3/4轉封給自己的功臣和親近大名，其餘的1/4劃為德川氏的直轄地，再加上甲斐、信濃、美濃、近江、越前、佐渡、陸奧南部等地區的直轄地，總收入量達6萬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還把佐渡、石見、伊豆等地的重要礦山和京都、大坂、奈良、駿府、長崎等重要城市和港灣地劃為幕府直轄。這樣，幕府就幾乎控制了全國的大部分重要財源。
二是建立起幕藩體制的封建統治制度。德川家康根據對幕府的向背，把全國的大名分成三類。第一類是他的兒子和德川氏的近支宗族，這一類叫做“親藩”；第二類是忠於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功臣，這叫做“譜代大名”，“親藩”和“譜代”是幕府政權的支柱；第三類是關原之戰前與德川家康同為大名的人，或戰時曾忠於豐臣秀吉戰後降服的大名，屬於這一類的叫做“外樣大名”。德川家康把三種類型的大名混雜相間，使親藩和譜代大名監視外樣大名。其次，為了加強對武士的統治，樹立幕府的權威，又於1615年頒佈了《武家諸法度》。其要旨是獎勵文武、誡逸樂奢華、守節儉、嚴階級（即服飾、乘輿的等級規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繕城池、不得私婚、不得結黨，但最主要的是規定了大名的“參覲交代”制。按規定，全國外樣大名分為東西兩半，半住江戶，半住領地；每年4月為東西兩半部大名的交代時期（對譜代大名另有規定），大名的妻子須常住在江戶，事實上作為人質，大名依地位帶領侍從，構成“諸侯行列”，按期到江戶參覲交代。由於“諸侯行列”人數眾多，往返於江戶和領地之間的耗費十分巨大。因此這一制度不僅可以使幕府實際上把江戶交代的大名作為人質而加以控制，還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財力，使之無力叛亂。與此同時，德川家康還進一步推行豐臣秀吉的兵農分離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把整個日本社會劃分為身分世襲計程車、農、工、商四個等級，每個等級內部又貫穿著縱的主從關係。最後，在1615年還針對皇室、朝廷、寺社頒佈了《禁中及公家諸法度》和五山十剎的法度。這樣，以身分製為核心，以幕府為政權的中樞，上對天皇、公卿，下至各藩大名、一般武士、僧侶、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藩體制。德川幕府就是主要靠這個體制來統治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