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虛偽這麼簡單的道德問題，而是為了自己的職業操守，或是迫於無奈，或是為了自身的榮華富貴等現實問題。

古代講“食君之祿，擔君之憂”，皇帝是大臣的老闆，他給他們發俸祿，帶給他們做官的榮耀，大臣們就要為皇帝做事，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買賣關係。

不管這個皇帝個人是明君還是昏君，大臣拿多少俸祿，按理就要做多少事情。

碰到好的皇帝，大家一起做事，其樂融融；碰到昏君，只要你拿他的工資，就要幹一天的活；而且古代還講究“文死諫，武死戰”，糾正皇帝的錯誤，讓他的政策走向利國利民的正道上來，也是大臣們的職責。

在一個比較開放、比較健全的朝代，真正的大臣並不認為天下是某個皇帝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忠於國比忠於君更大，就像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當然，雖然實際上君就是天下，但比較有操守的大臣還是堅持孟子的理想為自己的理想，站在昏君的朝堂上做利國利民的事情，不讓事情變得更壞，這叫忍辱負重。

說一個人是奸臣，必定是掌握大權，能否影響皇帝的，不然他沒資格被稱為奸臣。奸臣能掌握大權，朝堂的大臣做很多事就不得不透過他，不得不與他共事，這沒辦法。

你跟他對著幹，他便會視你為眼中釘，讓你什麼事都做不成，還會給自己的權位和人身安全帶來麻煩。你不贊成他，還要與他共事，這叫不得已，不能算是同流。

同流就是要與他一起幹壞事，幹一些禍國殃民的事情。一旦跟奸臣同流，這樣的大臣，就不可能是忠臣，哪怕是被迫的，考慮的也不會是國家利益，而是個人的榮華富貴了；主動同流，沆瀣一氣的，那更是奸邪小人了，這已經不是虛偽這樣的詞能概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