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朱元璋稱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與劉基、高啟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被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宋濂以傳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提倡文“宗經師古”、“明道致用”,強調“辭達”,注意“通安”,主張“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充實,各具特色,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明朝立國之初,朝廷禮樂制度也多由宋濂制定。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四方學者稱其為“大史公”一、冒雪求學,苦學成才
明朝知名散文家和學者宋濂(1310-1381),浦江(今屬浙江義烏)人,字景濂,自號潛溪,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是其別號。
宋濂小時候很愛學習,因家庭貧困無錢購書,只得從他人處借書抄寫。由於他很講信用,總能按期歸還,所以大家也都樂意借書給他。不管颳風下雨、酷暑嚴寒,他都堅持抄寫。據說,三九嚴寒時節,研的墨都結成了冰,宋濂的手指被凍得無法屈伸自如了,但他依然邊抄邊讀,沒有絲毫怠慢。
宋濂讀書特別喜歡鈷研,碰到不明之處,常要問清楚才罷休。一次,他為了將一個問題弄明白,迎著風雪走了幾十里路,前去求教已不收學生的夢吉老師,可是老師沒在家。
宋濂並未灰心喪氣,幾日後又來拜見老師,可是老師並沒有答應見他。天寒地凍,他和同行者皆被凍得瑟瑟發抖,他的腳趾也被凍傷了。在他第三次隻身前來拜見老師時,不慎落進了雪坑,幸而被人救了出來。在他快要昏倒在老師家門口時,老師終於被他的誠心打動,耐心地回答了他的問題。
之後,為了學到更多的知識,宋濂克服種種困難,拜見了眾多老師,還曾跟隨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等人學習。
宋濂自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他一生勤奮學習,最終成為一位名垂後世的大家。
在明太祖朱元璋為政期間,以宋濂、王禕等為代表的“道統”文學在官方政治勢力的推動下,漸漸佔據了文學的主流位置。道統文學觀已產生了很長時間,可是每一階段的理念都有所不同,
如: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提倡“文以明道”,特別著重於“文”的工具性,卻並非不重視“文”,代表人物是韓愈和歐陽修;宋代理學家針對前人的不徹底性,提出了“文道合一”以及“作文害道”的觀點,防止文在“道”以外重受到“文”的吸引。
宋濂在元朝末期曾被元順帝召為翰林院編修,但他以待奉雙親為由婉言辭謝,並在鄉里隱居起來。這一期間,他曾經信仰道教,從事寫作,闡釋個人的主張和學說。
他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襲理學家的極端觀點而發展的。宋濂特別著重於“文”,而他指的文並非專指“辭輸之文”,卻是、“道”的“象”,也就是“呈現”,“文”和“道”時刻相隨,“道”在何處,“文”便在何處。在著述裡,他也一次次地提出了“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等看法。
然而,若單獨以宋濂的理論來評判各位古代作家,便顯得十分偏執狹隘了。例如,在《徐教授文集序》裡,宋濂毫無顧忌地提出,在孟子之後便“世不復有文”;他認為,賈誼、司馬遷學到的只是“面板”,韓愈、歐陽修學到的也只是“骨”而已;他認為,唯獨宋代的幾名大儒“得其心髓”,方可謂“六經之文”
實際上,透過《元史》的編寫格式可以看出,“文道合一”論是一種被官方贊同的觀點。自從范曄的《後漢書》被分別立為《儒林》、《文苑》兩傳,以此將經學之士和文學之士區分開來,後世的官修正史便大多遵循這種編寫格式。而《元史》則將此種區分取消了,單獨設立《儒林傳》,提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
《元史》是朱元璋命宋濂編撰的,宋濂如此安排肯定投合了朱元璋之意。在官方的支援下,此種理論必定會對文學的發展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在宋濂的文集裡,充滿了眾多美化、讚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和讚揚貞潔烈女之作,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他的“道統”文學觀。
宋濂的有些文章較為重視現實生活,所以在傳揚某種道德觀念時還能較為接近現實中的人性。例如在《王冕傳》中,他將元末一個“狂土”的精神狀態刻畫了出來。《送東陽馬生序》也較為真實動人,講述了他早年在貧困嚴寒中求學的艱難。
宋濂寫的各種文體各具特色,較為靈活。他的散文語言簡潔淡雅,很少鋪陳,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段,也寫得清麗俊美。
從總體上看,宋濂的文章風格既完全符合道德準則,又具備很高的語言造詣,體現了他嫻熟的寫作技巧,或許這就是他的文章被奉為明朝初期文學風尚典範的緣由吧。
從明朝開始,首開私家藏書之風的人就是宋濂。
宋濂從青年時期就開始藏書了。因受戰亂的影響,元末他搬至浦江居住,在青蘿山中造舍讀書。兵亂過後,官私藏書均遭到嚴重的損毀,但宋濂卻因在山中隱居,依然可以飽覽群書。
明朝的祁承漢在《澹生堂藏書紅》裡寫道:“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
清代戴殿泗在《風希堂文集》裡則寫道:“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此後,宋濂的部分精美、重要的藏書流落到清人手裡。例如北宋本的《長慶集》,曾先後被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收藏。再如宋本的《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據《天祿琳琅續編》記載,皆流落到清宮內府中。宋濂還曾經收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後來被廣東的丁日昌所藏。
宋濂於1360年同劉基、章溢、葉琛皆受到了朱元璋的禮聘,被尊奉為“五經師”。朱元璋登基後,宋濂被任命為江南儒學提舉,負責給太子講經,並經常侍立於朱元璋身邊,以備諮商詢問。
宋濂於1369年依令修撰《元史》,被授為翰林院學土承旨、知制誥。
因此,明朝初期朝廷中一直流傳著“一代禮樂製作,濂所裁定者居多”之說。
被朱元璋稱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與劉基、高啟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被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宋濂以傳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提倡文“宗經師古”、“明道致用”,強調“辭達”,注意“通安”,主張“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充實,各具特色,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明朝立國之初,朝廷禮樂制度也多由宋濂制定。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四方學者稱其為“大史公”一、冒雪求學,苦學成才
明朝知名散文家和學者宋濂(1310-1381),浦江(今屬浙江義烏)人,字景濂,自號潛溪,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是其別號。
宋濂小時候很愛學習,因家庭貧困無錢購書,只得從他人處借書抄寫。由於他很講信用,總能按期歸還,所以大家也都樂意借書給他。不管颳風下雨、酷暑嚴寒,他都堅持抄寫。據說,三九嚴寒時節,研的墨都結成了冰,宋濂的手指被凍得無法屈伸自如了,但他依然邊抄邊讀,沒有絲毫怠慢。
宋濂讀書特別喜歡鈷研,碰到不明之處,常要問清楚才罷休。一次,他為了將一個問題弄明白,迎著風雪走了幾十里路,前去求教已不收學生的夢吉老師,可是老師沒在家。
宋濂並未灰心喪氣,幾日後又來拜見老師,可是老師並沒有答應見他。天寒地凍,他和同行者皆被凍得瑟瑟發抖,他的腳趾也被凍傷了。在他第三次隻身前來拜見老師時,不慎落進了雪坑,幸而被人救了出來。在他快要昏倒在老師家門口時,老師終於被他的誠心打動,耐心地回答了他的問題。
之後,為了學到更多的知識,宋濂克服種種困難,拜見了眾多老師,還曾跟隨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等人學習。
宋濂自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他一生勤奮學習,最終成為一位名垂後世的大家。
二、文道合一 道統文學在明太祖朱元璋為政期間,以宋濂、王禕等為代表的“道統”文學在官方政治勢力的推動下,漸漸佔據了文學的主流位置。道統文學觀已產生了很長時間,可是每一階段的理念都有所不同,
如: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提倡“文以明道”,特別著重於“文”的工具性,卻並非不重視“文”,代表人物是韓愈和歐陽修;宋代理學家針對前人的不徹底性,提出了“文道合一”以及“作文害道”的觀點,防止文在“道”以外重受到“文”的吸引。
宋濂在元朝末期曾被元順帝召為翰林院編修,但他以待奉雙親為由婉言辭謝,並在鄉里隱居起來。這一期間,他曾經信仰道教,從事寫作,闡釋個人的主張和學說。
他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襲理學家的極端觀點而發展的。宋濂特別著重於“文”,而他指的文並非專指“辭輸之文”,卻是、“道”的“象”,也就是“呈現”,“文”和“道”時刻相隨,“道”在何處,“文”便在何處。在著述裡,他也一次次地提出了“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等看法。
然而,若單獨以宋濂的理論來評判各位古代作家,便顯得十分偏執狹隘了。例如,在《徐教授文集序》裡,宋濂毫無顧忌地提出,在孟子之後便“世不復有文”;他認為,賈誼、司馬遷學到的只是“面板”,韓愈、歐陽修學到的也只是“骨”而已;他認為,唯獨宋代的幾名大儒“得其心髓”,方可謂“六經之文”
實際上,透過《元史》的編寫格式可以看出,“文道合一”論是一種被官方贊同的觀點。自從范曄的《後漢書》被分別立為《儒林》、《文苑》兩傳,以此將經學之士和文學之士區分開來,後世的官修正史便大多遵循這種編寫格式。而《元史》則將此種區分取消了,單獨設立《儒林傳》,提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
《元史》是朱元璋命宋濂編撰的,宋濂如此安排肯定投合了朱元璋之意。在官方的支援下,此種理論必定會對文學的發展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在宋濂的文集裡,充滿了眾多美化、讚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和讚揚貞潔烈女之作,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他的“道統”文學觀。
宋濂的有些文章較為重視現實生活,所以在傳揚某種道德觀念時還能較為接近現實中的人性。例如在《王冕傳》中,他將元末一個“狂土”的精神狀態刻畫了出來。《送東陽馬生序》也較為真實動人,講述了他早年在貧困嚴寒中求學的艱難。
宋濂寫的各種文體各具特色,較為靈活。他的散文語言簡潔淡雅,很少鋪陳,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段,也寫得清麗俊美。
從總體上看,宋濂的文章風格既完全符合道德準則,又具備很高的語言造詣,體現了他嫻熟的寫作技巧,或許這就是他的文章被奉為明朝初期文學風尚典範的緣由吧。
三、首開私家藏書之風氣從明朝開始,首開私家藏書之風的人就是宋濂。
宋濂從青年時期就開始藏書了。因受戰亂的影響,元末他搬至浦江居住,在青蘿山中造舍讀書。兵亂過後,官私藏書均遭到嚴重的損毀,但宋濂卻因在山中隱居,依然可以飽覽群書。
明朝的祁承漢在《澹生堂藏書紅》裡寫道:“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
清代戴殿泗在《風希堂文集》裡則寫道:“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此後,宋濂的部分精美、重要的藏書流落到清人手裡。例如北宋本的《長慶集》,曾先後被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收藏。再如宋本的《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據《天祿琳琅續編》記載,皆流落到清宮內府中。宋濂還曾經收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後來被廣東的丁日昌所藏。
宋濂於1360年同劉基、章溢、葉琛皆受到了朱元璋的禮聘,被尊奉為“五經師”。朱元璋登基後,宋濂被任命為江南儒學提舉,負責給太子講經,並經常侍立於朱元璋身邊,以備諮商詢問。
宋濂於1369年依令修撰《元史》,被授為翰林院學土承旨、知制誥。
因此,明朝初期朝廷中一直流傳著“一代禮樂製作,濂所裁定者居多”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