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亂華”這個事件在晉朝時期，就被晉人認為是一場內亂，即“人民內部矛盾”，這並不是現代人為了“民族團結”才提出的概念，要知道當時的人稱這個歷史事件的說法有“胡夷內侮”，或者“五胡叛逆”、“五胡扛鼎”，這應該是當時比較官方的說法。而這裡的“內侮”在古籍中就有“家庭內部矛盾”的意思，“叛逆”有以下犯上的意思，而“扛鼎”有篡奪皇位，或者僭越稱帝的意思，也就是說，晉人仍然是把“五胡”當成自己的臣民來看待的，所謂的“亂華”更多的是被當時的人認為是一場臣民的叛亂，而不是所謂的“侵略”。
1、西晉永嘉年間（公元306年到公元312年），揚州刺史陳敏在歷陽叛亂，因為賀循、甘卓等人都不願意歸順陳敏，所以陳敏想要血洗江東士族。於是顧榮為了保護江東士族，就去勸說陳敏要冷靜下來，而顧榮在這裡就使用了“胡夷內侮”這個詞：
“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司馬光《資治通鑑·晉紀》
而這裡的“內侮”在古籍中有“家庭內部的人員互相欺負”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因為當時只有新興郡匈奴人劉淵在華北地區建立了匈奴漢國，而石勒、汲桑等人正跟著公師藩為盜匪，而此時的鮮卑族正幫助西晉朝廷一起對抗匈奴漢國的軍隊，屬於王師的陣營，所以這裡所謂的“胡夷”主要還是指代匈奴和羯族。又因為匈奴和羯族都是在漢魏晉時期就開始內遷中原的少數民族了，所以把他們看成外族侵略者是非常不合適的。這一點連當時的晉人都能看得明白，知道這是一場“人民內部矛盾”，反而是現在的網際網路上的某些或者居心不良，或者不學無術的人，想要利用這種古代的戰爭來挑撥某些矛盾。
2、東晉升平元年即公元357年，晉穆帝司馬聃已經十五歲，於是臨朝稱制的康獻太后褚蒜子就下了還政詔書。而在這封還政詔書中，褚太后使用了“五胡叛逆”這個詞，其中的“叛逆”也有以下犯上的意思，而不是所謂的“外族侵略”。就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來看，東晉康獻太后褚蒜子很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五胡”這個詞的人。而在當時的北方，匈奴漢國、羯趙已經先後滅亡，遼東慕容氏也已經脫離東晉，自立為燕國，氐族人苻健也是在脫離東晉後，才在關中地區自立為帝，建立前秦的，羌族更是在漢朝就內遷的少數民族了，羌族的首領姚襄、姚萇也曾經歸順東晉，後來又叛晉北上的。所以說，褚太后用“叛逆”這個詞並沒有什麼問題，當時的朝廷仍然是把所謂的“五胡亂華”當成內亂來看待。
【於是（太后褚蒜子）居崇德宮，手詔群公曰：“……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房玄齡《晉書·后妃列傳·康獻皇后褚蒜子列傳》
3、大唐梁國公房玄齡在評價晉元帝司馬睿時，使用了“五胡扛鼎”這個詞，而“扛鼎”這個詞在古籍上，更多的是一種“臣子弒君篡位”，或者“叛賊僭越稱帝”的意思，跟民族身份沒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說，在大唐時期的不少史學家看來，所謂的“五胡亂華”更多的還是一種“以下犯上”的內部叛亂事件，而不是所謂的“外族侵略”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房玄齡《晉書·晉元帝司馬睿本紀》
西晉永嘉之亂時期，匈奴漢國中有數量不小的漢族流民軍，其中作為先鋒攻入西晉首都洛陽的人叫做王彌，而王彌就是東萊人，他手下率領的大多數是青州、兗州的流民，而一直忠誠於大晉的段匹磾、慕容廆等人都是胡人，同樣的事件還有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也不能簡單的看成民族戰爭，畢竟官軍和叛軍都是胡漢聯軍。
還有就是，某些人真的以為，被本族人統治，就一定會更幸福嗎？舉個例子，西晉永嘉南渡時，有大量中州，以及巴蜀地區的流民到了荊州、江淮地區，結果當地人根本不願意接受這些流民，尤其是那些自詡高人一等計程車族。當時有一個叫做李驤的益州人在荊州叛亂，很快被南平太守應詹、醴陵令杜苾二人鎮壓下去。荊州刺史王澄得知這件事後，又派遣成都內史王機去假裝勸李驤投降，結果李驤投降後，王澄就下令把這些叛亂的流民全部扔到長江中餵魚。結果王澄的做法激怒了蜀民，隨後又有益州人杜疇率領流民起義。有沒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水滸傳》裡面那種詔安不就是類似這樣這樣的情節嗎？為什麼黃巢、李自成等人最終都只能反叛到底呢？因為他們也曾經打算歸順朝廷，然而朝廷根本看不上他們，所以他們當然只能反叛到底。
更可怕的是，當李驤之亂平定，杜疇又起義後，因為湘州參軍馮素與益州人汝班之間有矛盾，所以馮素就對湘州刺史荀眺說道：“巴蜀地區的人民都打算謀反。”而荀眺也相信了馮素的話，於是荀眺就打算把移民到荊州、湘州、江淮一代的巴蜀流民全部殺死。因為巴蜀流民都十分害怕，所以“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並且推杜苾為盟主。於是杜苾就自稱為梁、益二州牧、以及湘州刺史，起兵反晉。同樣的事情在北宋靖康之亂後的建炎南渡時期也一樣發生過。如果本族的統治者真的很仁慈的話，那麼為什麼這些流民還非要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給朝廷“添亂”呢？
【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眾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苾共擊破之。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苾州里重望，共推為主。苾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司馬光《資治通鑑·晉紀》
五胡亂華”這個事件在晉朝時期，就被晉人認為是一場內亂，即“人民內部矛盾”，這並不是現代人為了“民族團結”才提出的概念，要知道當時的人稱這個歷史事件的說法有“胡夷內侮”，或者“五胡叛逆”、“五胡扛鼎”，這應該是當時比較官方的說法。而這裡的“內侮”在古籍中就有“家庭內部矛盾”的意思，“叛逆”有以下犯上的意思，而“扛鼎”有篡奪皇位，或者僭越稱帝的意思，也就是說，晉人仍然是把“五胡”當成自己的臣民來看待的，所謂的“亂華”更多的是被當時的人認為是一場臣民的叛亂，而不是所謂的“侵略”。
1、西晉永嘉年間（公元306年到公元312年），揚州刺史陳敏在歷陽叛亂，因為賀循、甘卓等人都不願意歸順陳敏，所以陳敏想要血洗江東士族。於是顧榮為了保護江東士族，就去勸說陳敏要冷靜下來，而顧榮在這裡就使用了“胡夷內侮”這個詞：
“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司馬光《資治通鑑·晉紀》
而這裡的“內侮”在古籍中有“家庭內部的人員互相欺負”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因為當時只有新興郡匈奴人劉淵在華北地區建立了匈奴漢國，而石勒、汲桑等人正跟著公師藩為盜匪，而此時的鮮卑族正幫助西晉朝廷一起對抗匈奴漢國的軍隊，屬於王師的陣營，所以這裡所謂的“胡夷”主要還是指代匈奴和羯族。又因為匈奴和羯族都是在漢魏晉時期就開始內遷中原的少數民族了，所以把他們看成外族侵略者是非常不合適的。這一點連當時的晉人都能看得明白，知道這是一場“人民內部矛盾”，反而是現在的網際網路上的某些或者居心不良，或者不學無術的人，想要利用這種古代的戰爭來挑撥某些矛盾。
2、東晉升平元年即公元357年，晉穆帝司馬聃已經十五歲，於是臨朝稱制的康獻太后褚蒜子就下了還政詔書。而在這封還政詔書中，褚太后使用了“五胡叛逆”這個詞，其中的“叛逆”也有以下犯上的意思，而不是所謂的“外族侵略”。就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來看，東晉康獻太后褚蒜子很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五胡”這個詞的人。而在當時的北方，匈奴漢國、羯趙已經先後滅亡，遼東慕容氏也已經脫離東晉，自立為燕國，氐族人苻健也是在脫離東晉後，才在關中地區自立為帝，建立前秦的，羌族更是在漢朝就內遷的少數民族了，羌族的首領姚襄、姚萇也曾經歸順東晉，後來又叛晉北上的。所以說，褚太后用“叛逆”這個詞並沒有什麼問題，當時的朝廷仍然是把所謂的“五胡亂華”當成內亂來看待。
【於是（太后褚蒜子）居崇德宮，手詔群公曰：“……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房玄齡《晉書·后妃列傳·康獻皇后褚蒜子列傳》
3、大唐梁國公房玄齡在評價晉元帝司馬睿時，使用了“五胡扛鼎”這個詞，而“扛鼎”這個詞在古籍上，更多的是一種“臣子弒君篡位”，或者“叛賊僭越稱帝”的意思，跟民族身份沒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說，在大唐時期的不少史學家看來，所謂的“五胡亂華”更多的還是一種“以下犯上”的內部叛亂事件，而不是所謂的“外族侵略”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房玄齡《晉書·晉元帝司馬睿本紀》
西晉永嘉之亂時期，匈奴漢國中有數量不小的漢族流民軍，其中作為先鋒攻入西晉首都洛陽的人叫做王彌，而王彌就是東萊人，他手下率領的大多數是青州、兗州的流民，而一直忠誠於大晉的段匹磾、慕容廆等人都是胡人，同樣的事件還有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也不能簡單的看成民族戰爭，畢竟官軍和叛軍都是胡漢聯軍。
還有就是，某些人真的以為，被本族人統治，就一定會更幸福嗎？舉個例子，西晉永嘉南渡時，有大量中州，以及巴蜀地區的流民到了荊州、江淮地區，結果當地人根本不願意接受這些流民，尤其是那些自詡高人一等計程車族。當時有一個叫做李驤的益州人在荊州叛亂，很快被南平太守應詹、醴陵令杜苾二人鎮壓下去。荊州刺史王澄得知這件事後，又派遣成都內史王機去假裝勸李驤投降，結果李驤投降後，王澄就下令把這些叛亂的流民全部扔到長江中餵魚。結果王澄的做法激怒了蜀民，隨後又有益州人杜疇率領流民起義。有沒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水滸傳》裡面那種詔安不就是類似這樣這樣的情節嗎？為什麼黃巢、李自成等人最終都只能反叛到底呢？因為他們也曾經打算歸順朝廷，然而朝廷根本看不上他們，所以他們當然只能反叛到底。
更可怕的是，當李驤之亂平定，杜疇又起義後，因為湘州參軍馮素與益州人汝班之間有矛盾，所以馮素就對湘州刺史荀眺說道：“巴蜀地區的人民都打算謀反。”而荀眺也相信了馮素的話，於是荀眺就打算把移民到荊州、湘州、江淮一代的巴蜀流民全部殺死。因為巴蜀流民都十分害怕，所以“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並且推杜苾為盟主。於是杜苾就自稱為梁、益二州牧、以及湘州刺史，起兵反晉。同樣的事情在北宋靖康之亂後的建炎南渡時期也一樣發生過。如果本族的統治者真的很仁慈的話，那麼為什麼這些流民還非要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給朝廷“添亂”呢？
【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眾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苾共擊破之。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苾州里重望，共推為主。苾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司馬光《資治通鑑·晉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