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塑造的許多女性人物當中，曾樹生是最後一個，也是爭議最多的一個。巴金先生在《寒夜》的後記中這樣說：“我當然不會讚揚這兩個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裡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曾樹生並不是作為正面角色塑造的，她身上有崇尚物慾、逃避現實的缺點，但也有可貴的嚮往自由的精神。曾樹生是一個糾結的人物，她因為性格的多元化，使她一直在理想與現實，自由與責任之間掙扎。
曾樹生不同於舊社會矜持寡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秀，她是一個充滿激情與生命力的新時代女性，她受過高等教育，接受並習慣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她渴望與人交流，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和認同，她喜歡熱鬧的交際場合，嚮往一切象徵奔放和自由的事。作為一個銀行的小職員，她的工作就是與領導或客戶交際。因此她被婆婆深惡痛絕的豔麗扮相和“早出晚歸”其實是應該被理解的。曾樹生並不是一個勾三搭四、行為不檢的壞女人，她整天忙於交際是因為工作性質，也是她的生活需要，這不應該受到指責。畢竟事實如曾樹生自己所說的那樣，她從來不乏追求者，但也從來沒有對不起過汪文宣。
抗戰開始後社會境況的慘淡，汪文宣和曾樹生最初夢想破滅，生活日漸壓抑與痛苦。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曾樹生需要一個宣洩的出口，她物質生活匱乏，追求精神生活無可厚非。她不願意在生活的重壓下成為汪文宣那樣沉默懦弱的老好人，她選擇在燈紅酒綠中尋找安慰，靠頻繁的交際活動麻痺自己，讓自己忘掉現實生活的苦悶。這是一種消極的逃避，也是在社會環境逼迫下產生的有些畸形的生活方式。
小說中描寫的汪家帶有一種死氣沉沉的感覺，曾樹生是這個家裡唯一的亮色。男主人汪文宣老實怯懦，雖然心裡還存有反抗精神，但從不把想法與別人分享，只是把所有苦悶都憋在自己心裡，一個人默默的忍受所有不公平的待遇和不順心的遭遇。每次曾樹生向他傾訴，他心裡雖然開心，但嘴上只是淡淡地一句安慰。這對於一個充滿激情、正值青春的女人來說太過於冷淡和沉悶了。作為丈夫，汪文宣並不能給予曾樹生生活上乃至於心理上的依靠和支援，所以曾樹生才在外面“交男朋友”來尋求家中得不到的心理安慰。
汪母對於曾樹生可謂恨之入骨，她只要一找到機會都會講曾樹生的壞話或是把曾樹生羞辱一番。曾樹生不願意回家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與汪母不和。 曾樹生是接受新式教育成長起來的，她思想開放，與舊時代的大家閨秀汪母在觀念上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她賺錢養家還要被嘲諷是“花瓶”，汪母話裡話外都暗示她紅杏出牆，行為不檢。曾樹生面對這樣的侮辱心中必然不痛快，她為捍衛自己的尊嚴多次與汪母爭吵，這凸顯了新時代女性的渴望擺脫封建家長專權的反抗性和強烈自尊。
小說中對小宣的描寫不多，但清楚的刻畫出這是一個像汪文宣一樣沉默寡言的孩子，帶著與年齡不相符的老氣。這個孩子性格不像曾樹生，因此不為曾樹生所喜，而小宣從小跟祖母親近，導致母子關係淡薄。華人過去要求婦女相夫教子，曾樹生面對著一對毫無生機、死氣沉沉的父子，根本無從與他們親近，夫妻母子之間都沒有正常家庭應有的親密，家人之間沒有牽絆，她對這個家庭自然也不會有太多留戀。
在諸多因素的驅使下，曾樹生連日飯局、整晚跳舞就有情可原了。曾樹生只是一個愛熱鬧的平凡女人，她渴望丈夫能與她互訴衷情，關懷她，理解她；她也渴望孩子能多與她親近，像別人家孩子那樣天真活潑、充滿活力，每天纏著她問東問西。然而她得不到其他婦人擁有的家庭的溫暖，她只是空虛寂寞，感情上得不到滿足，需要充實的社交活動來填補內心的空洞。這不是她個人的錯誤，是家庭環境和社會現實的錯誤。
曾樹生是一個社會與歷史的犧牲品。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裴多菲最著名的詩句，我將它看做是對曾樹生的寫照。
曾樹生是愛汪文宣的。但那份愛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生活境況的變化被消磨殆盡。起初汪文宣生病的時候，曾樹生回絕了陳主任的一切邀請，專心照顧汪文宣的起居，力求盡到為人妻的責任。但汪文宣的病越發嚴重，陳主任的追求攻勢也越發猛烈。曾樹生動搖了，她自己知道對汪文宣的責任和憐憫已大於愛情，而年輕的陳主任所象徵的激情與自由正是她渴望已久的。這樣的強烈對比讓曾樹生心裡激烈的掙扎。她既不忍心拋棄病重的汪文宣獨自享受舒適的生活，也不甘願將自己的青春耗費在這個冰冷麻木的家裡。這是一個兩難的抉擇。一方是病重頹廢將她視為精神支柱，每天用哀求的眼光和言語懇求她不要離開的丈夫；一方是年輕有活力，對她無微不至的陳主任和未來美好自由的新生活。最終，曾樹生選擇放棄曾經的愛情，去追求更為美好的自由生活。
有人說所謂的自由，只是曾樹生追求的物慾，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我認為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對於曾樹生的評判未免有失公平。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曾樹生追求物慾只是一種表現，她喜歡那種暢快淋漓的生活方式，對於她來說，沒有封建思想的約束，做自己愛做的事便是自由，這是一種著落於有形的現實主義的自由。同時對於她來說有人關心，有人陪伴，有人能理解她的內心，進行靈魂上的溝通，這便是精神上的自由。
然而這一切自由的定義，與汪文宣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這也就註定了曾樹生會離開汪文宣，即使汪文宣用盡生命地愛她，她也曾經那樣愛過汪文宣。但在現實的打擊下，汪文宣離最初追求理想的青年形象漸行漸遠，也離曾樹生的理想越來越遠。
“她忽然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她不時掉頭朝街的兩旁看，她擔心那些搖顫的電石燈光會被寒風吹滅。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這是小說的結尾，含蓄的寫出曾樹生最後選擇的路。她將與過去訣別，踏上尋求自由的道路。她或許會繼續尋找汪母和小宣，但找到了也只是給他們經濟上的支援，履行一個母親應盡的責任。此外，她將了無牽掛地邁向自由，邁向屬於她自己的自由新生活。
在巴金塑造的許多女性人物當中，曾樹生是最後一個，也是爭議最多的一個。巴金先生在《寒夜》的後記中這樣說：“我當然不會讚揚這兩個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裡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曾樹生並不是作為正面角色塑造的，她身上有崇尚物慾、逃避現實的缺點，但也有可貴的嚮往自由的精神。曾樹生是一個糾結的人物，她因為性格的多元化，使她一直在理想與現實，自由與責任之間掙扎。
曾樹生不同於舊社會矜持寡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秀，她是一個充滿激情與生命力的新時代女性，她受過高等教育，接受並習慣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她渴望與人交流，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和認同，她喜歡熱鬧的交際場合，嚮往一切象徵奔放和自由的事。作為一個銀行的小職員，她的工作就是與領導或客戶交際。因此她被婆婆深惡痛絕的豔麗扮相和“早出晚歸”其實是應該被理解的。曾樹生並不是一個勾三搭四、行為不檢的壞女人，她整天忙於交際是因為工作性質，也是她的生活需要，這不應該受到指責。畢竟事實如曾樹生自己所說的那樣，她從來不乏追求者，但也從來沒有對不起過汪文宣。
抗戰開始後社會境況的慘淡，汪文宣和曾樹生最初夢想破滅，生活日漸壓抑與痛苦。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曾樹生需要一個宣洩的出口，她物質生活匱乏，追求精神生活無可厚非。她不願意在生活的重壓下成為汪文宣那樣沉默懦弱的老好人，她選擇在燈紅酒綠中尋找安慰，靠頻繁的交際活動麻痺自己，讓自己忘掉現實生活的苦悶。這是一種消極的逃避，也是在社會環境逼迫下產生的有些畸形的生活方式。
小說中描寫的汪家帶有一種死氣沉沉的感覺，曾樹生是這個家裡唯一的亮色。男主人汪文宣老實怯懦，雖然心裡還存有反抗精神，但從不把想法與別人分享，只是把所有苦悶都憋在自己心裡，一個人默默的忍受所有不公平的待遇和不順心的遭遇。每次曾樹生向他傾訴，他心裡雖然開心，但嘴上只是淡淡地一句安慰。這對於一個充滿激情、正值青春的女人來說太過於冷淡和沉悶了。作為丈夫，汪文宣並不能給予曾樹生生活上乃至於心理上的依靠和支援，所以曾樹生才在外面“交男朋友”來尋求家中得不到的心理安慰。
汪母對於曾樹生可謂恨之入骨，她只要一找到機會都會講曾樹生的壞話或是把曾樹生羞辱一番。曾樹生不願意回家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與汪母不和。 曾樹生是接受新式教育成長起來的，她思想開放，與舊時代的大家閨秀汪母在觀念上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她賺錢養家還要被嘲諷是“花瓶”，汪母話裡話外都暗示她紅杏出牆，行為不檢。曾樹生面對這樣的侮辱心中必然不痛快，她為捍衛自己的尊嚴多次與汪母爭吵，這凸顯了新時代女性的渴望擺脫封建家長專權的反抗性和強烈自尊。
小說中對小宣的描寫不多，但清楚的刻畫出這是一個像汪文宣一樣沉默寡言的孩子，帶著與年齡不相符的老氣。這個孩子性格不像曾樹生，因此不為曾樹生所喜，而小宣從小跟祖母親近，導致母子關係淡薄。華人過去要求婦女相夫教子，曾樹生面對著一對毫無生機、死氣沉沉的父子，根本無從與他們親近，夫妻母子之間都沒有正常家庭應有的親密，家人之間沒有牽絆，她對這個家庭自然也不會有太多留戀。
在諸多因素的驅使下，曾樹生連日飯局、整晚跳舞就有情可原了。曾樹生只是一個愛熱鬧的平凡女人，她渴望丈夫能與她互訴衷情，關懷她，理解她；她也渴望孩子能多與她親近，像別人家孩子那樣天真活潑、充滿活力，每天纏著她問東問西。然而她得不到其他婦人擁有的家庭的溫暖，她只是空虛寂寞，感情上得不到滿足，需要充實的社交活動來填補內心的空洞。這不是她個人的錯誤，是家庭環境和社會現實的錯誤。
曾樹生是一個社會與歷史的犧牲品。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裴多菲最著名的詩句，我將它看做是對曾樹生的寫照。
曾樹生是愛汪文宣的。但那份愛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生活境況的變化被消磨殆盡。起初汪文宣生病的時候，曾樹生回絕了陳主任的一切邀請，專心照顧汪文宣的起居，力求盡到為人妻的責任。但汪文宣的病越發嚴重，陳主任的追求攻勢也越發猛烈。曾樹生動搖了，她自己知道對汪文宣的責任和憐憫已大於愛情，而年輕的陳主任所象徵的激情與自由正是她渴望已久的。這樣的強烈對比讓曾樹生心裡激烈的掙扎。她既不忍心拋棄病重的汪文宣獨自享受舒適的生活，也不甘願將自己的青春耗費在這個冰冷麻木的家裡。這是一個兩難的抉擇。一方是病重頹廢將她視為精神支柱，每天用哀求的眼光和言語懇求她不要離開的丈夫；一方是年輕有活力，對她無微不至的陳主任和未來美好自由的新生活。最終，曾樹生選擇放棄曾經的愛情，去追求更為美好的自由生活。
有人說所謂的自由，只是曾樹生追求的物慾，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我認為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對於曾樹生的評判未免有失公平。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曾樹生追求物慾只是一種表現，她喜歡那種暢快淋漓的生活方式，對於她來說，沒有封建思想的約束，做自己愛做的事便是自由，這是一種著落於有形的現實主義的自由。同時對於她來說有人關心，有人陪伴，有人能理解她的內心，進行靈魂上的溝通，這便是精神上的自由。
然而這一切自由的定義，與汪文宣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這也就註定了曾樹生會離開汪文宣，即使汪文宣用盡生命地愛她，她也曾經那樣愛過汪文宣。但在現實的打擊下，汪文宣離最初追求理想的青年形象漸行漸遠，也離曾樹生的理想越來越遠。
“她忽然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她不時掉頭朝街的兩旁看，她擔心那些搖顫的電石燈光會被寒風吹滅。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這是小說的結尾，含蓄的寫出曾樹生最後選擇的路。她將與過去訣別，踏上尋求自由的道路。她或許會繼續尋找汪母和小宣，但找到了也只是給他們經濟上的支援，履行一個母親應盡的責任。此外，她將了無牽掛地邁向自由，邁向屬於她自己的自由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