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公盨是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不是科學發掘出土品，現入藏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詳情見保利藝術博物館編《遂公盨》，線裝書局，2002年；《華學》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等等。

因為金文有特定用途，更像應用文而不是隨便寫的散文，比如羅泰認為，青銅禮器銘文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分為受命者朝見天子典禮的記錄，包括時間、地點、出席人物以及賞賜的禮品等，稱其為“功勞的記錄”；後半部分記錄的是受命者紀念其祖先，向之祈求福祿，稱其為“嘏辭”。另外，銘文也不是做好器物後臨時刻上去的，而是要做器之前在模或範上刻字，澆鑄成形，非常費工。

此器爭議之處在於銘文前三句文辭與《尚書·禹貢序》全同，且銘例特異，前所未見。有人疑心這系蓄意作偽所致。不過按常理，能編出這種文字的人想必對西周金文體例也不是一無所知的，起碼該有了解的渠道，何必別出一格自露破綻呢。順便說一下，出土器物銘文中的若干詞句與傳世文獻相同，並非全無可能。由銘文的性質決定，銘文中起記錄作用的那部分文字很有可能是有所本的，即銘文之外還有別的載體（如竹簡）上有記錄，因為很難想象對於這麼重要的典禮竟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從銘文製作過程考慮起碼也得有一份草稿才對。這樣就有可能為後來寫史編書的人看到，然後直接把那片簡拿過來綴入書中或者重抄一份。

至於器形、紋飾、銘文書體、字形等方面，似乎還沒有人提出過有力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