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唐朝的發展與影響，從本質上而言，初唐時期的儒學繁榮是形式上的，為何這麼說呢？下面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唐太宗李世民倡導並支援儒家典籍整理，但太過於注重儒家學說意識形態的功能。唐太宗在對儒學的利用上，過分強調社會實踐功能，相對忽略了內聖意義。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制定天下無異議的官方教科書，結果自《五經正義》出，而後經義無異說，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封閉和束縛了儒學的靈性，扼殺了儒學進步發展的生機。使儒學重蹈漢代經學的老路，久而久之淪為一種僵化繁瑣的理論體系和思維方式。

隨著初唐儒學的這種形式主義繁榮，文人學士除了講其成為通往仕途的敲門磚，參加科舉考試外，儒學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和真誠的信仰。或趨於詩文，獲取功名，或遁入禪門，以佛教成為安身立命之所。這就是唐代詩文空前繁榮，佛教空前鼎盛，儒學空前冷落的根本原因所在。

當然，儒學在唐代的現實引起了人們的憂慮，一些學者敢於擯棄傳統，抒發己見，為儒學的發展另闢新途。如劉知幾的《史通》、談助的《春秋集傳》、史徵的《周易口訣》、韓愈、李翱的《論語筆解》以及柳宗元等人的著作。不僅其內容遠遠超出《五經正義》，而且大膽疑古，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他們撇開古代的傳統，擯棄門戶之見，為宋代學者開創了疑經政經之先河，為儒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預示著儒學必將發生新的轉變和調整。

這些學說有助於使儒家經書擺脫神秘主義的氛圍，有助於儒學的發展，也有助於減輕自西漢以來儒術獨尊之後，儒家經書被抬高至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從而影響人們實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懷疑本身是學術進步的前提，綜上所述，唐朝對於儒學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儒家在唐朝是一個由弱到強的趨勢。唐前的儒家，因為找不到正確的方向，走到了玄學衚衕裡。而且儒家是需要穩定主君才能發展的團體。經過包括隋朝的動盪以後，以科舉為基礎產生的儒生逐漸代替古士的壟斷，當然這也是有利的一方面。所以初唐就是盛世，沒有強大的無產儒生官僚搗亂，任何朝代都能昌盛，包括初漢之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