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論世”出自.《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即在批評和欣賞文學作品時要深入地瞭解詩人的生平、思想品德、經歷、遭遇等狀況及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例如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提出“離騷者，蓋離憂也。”說明《離騷》"蓋自怨生也"的特點。瞭解了屈原的生平遭遇以及他身處的時代環境就能大概明白這句話從何說起了。“以意逆志”出自《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對其有兩種理解，漢經學家和宋理學家認為，“意”指“讀詩人之意”，即讀詩人自己對篇章內容的理解，由此出發去求詩人之志。如朱熹《四書集註》中說：“當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清代吳淇認為“意”是指客觀的存在於詩篇中之意，即作詩者之意。一般認為後者較為可取。“志”一為作品之志，另一為作者之志，較之，後者較為可取。因此，“以意逆志”是指以己之意迎受詩人之志進而揣度作詩者願意。“知言養氣”出自《孟子·公孫丑上》：‘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指的是人的內在人格和品質在精神狀態上的體現，而“言”是具體表現“氣”的特點的。“知言”是指辨別語言文辭是非美醜的能力。“養氣”強調的是人的內心道德修養和功夫，也就是人的內在品德的充實之美。“知言”根植於“養氣”，必須首先使作者具有內在的精神品格之美，養成“浩然之氣”，然後才能有美的言辭。人的道德修養、思想認識提高了，自然會加強辨別語言文辭是非美醜的能力。這個理論對於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到的文以氣為主（文氣說）觀點和韓愈的氣盛言宜（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觀點都有影響。

　　成語出處：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成語解釋： 　　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別人的心思。 　　孟子的“以意逆志”說首先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文和辭的關係問題，二是文辭和情志的關係問題。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這段話的出現有著較為複雜的話語背景。據稱是孟子弟子的鹹丘蒙問了孟子兩個問題，一、道德最高的人，君不能以他為臣，父不能以他為子。舜做了王，堯帶領諸侯北面而朝見他，他的父親瞽瞍也北面而朝見他，舜見了父親，有些侷促不安，孔子說，這時，天下岌岌可危了。不知這事是否真實？孟子認為堯朝舜的事件是齊東野語，不足信。鹹丘蒙又發難，拿出了《詩經•北山》中的句子（這可是真實的），提出了第二個問題，舜做了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麼瞽瞍為什麼不是臣子？我想孟子此時肯定有些惱火，於是有了“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的話。他的意思是說，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絕對真實的事件，比如說《大雅•雲漢》，不是講周朝沒有一個人留存下來了，而是“文”（誇張？）的手法。不要因為“文”而影響了對於真實事件的認識（不以文害辭）。孟子同時說，《小雅•北山》的意思是說詩人為王事盡力，別人作得少，自己作得多，因而不得事養父母，主旨不在於“普天之下”云云，不要因為這句話而影響了對於詩人情志（孝道）的認識（不以辭害志）。 　　基於以上觀念，孟子提出瞭解說詩的“以意逆志”說。李澤厚和劉綱紀認為：所謂“以意逆志”是指讀者根據自己對作品的主觀感受，透過想象、體驗、理解的活動，把握詩人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假設對孟子的這種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其中就涉及了三個文藝學指稱的物件和一個完整的文學鑑賞過程：讀者，作品，作者。但是，先秦矇昧時期的思想家不可能具備如此嚴密的邏輯思路，有限的藝術文字和粗糙審美經驗也不可能鑄造出如此完滿的藝術鑑賞構想。就《孟子》論詩來看，他的“以意逆志”，更多地是根據自己的道德倫理觀念和實時情景，採取穿鑿附會的方式，來主觀地解說《詩經》的。朱自清說：“他們卻據‘思無邪’一義先給‘作詩人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這模型裡‘以意逆志’，以詩證史，人情自然顧不到，結果便遠出常人想象之外了。”這就是漢儒的作法。所以，孟子的“以意逆志”的影響直接地體現在了《詩序》中，並由此而擴大到對於更多的文學作品的理解，因為評價標尺的規定，最終形成了作者的文學創作的共識，中國的純文學走上了一條漫長而艱苦的行路，一條“一脈微息”的行路。這個情況到了魏晉之後才有所改善，並且，其中和其後的種種征戰用“慘烈”一詞形容，是絲毫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