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三國時期出了名的愛才惜才。大家所熟知他的詩短歌行裡面有一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另外他在求賢令裡面也提出：“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兩者都表明曹操有求賢之心，一舉破除當年東漢以道德為依據的舉孝廉制度，提出不論貴賤，唯才是舉。

而行動上，曹操求賢之舉則不勝列舉，赤足迎許攸，義釋關羽。千里走單騎與其說是關羽義薄雲天，不如說是曹操求賢若渴。面對殺子仇人張繡和賈詡，也體現容人之量，在其二次歸降後也能知人善用。更不提當年官渡之戰後，所獲下屬與袁紹的暗中通訊，能付之一炬，毫不追究。此外曹操的青州兵，其實就是當年平定黃巾之亂，收編兗州三十萬黃巾軍。

在這三國亂世，曹操可謂是真雄主。難怪毛主席都不吝惜讚美之詞：“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原因很多，這個不如從曹操發展經歷起說：

一、宗族起家，雖然他老父曹嵩沒資助自己跑去徐州。但曹操早年仕宦結交之輩，加上曹騰留下點人脈，以及其個人能力，還是能得到好友衛茲等相助，以及諸夏侯、曹起家。

二、奉天子，雖然是一把雙刃劍，後期就有漢臣謀反，但早期還是能吸引大批人才。荀彧從袁紹投曹，兩人能力對比是原因之一，但曹操在擁漢帝的名聲一事上，當時比謀迎劉虞的袁紹好，至少曹操西向討董，也有王族劉邈在劉協面前美言。得到漢帝名義下可以全國性徵用賢士，華歆和王朗就是從江東迴歸。

三、人事官員的任命得宜，從早期荀彧薦賢，至崔琰和毛玠把關，大體稱善，日後梁武帝在詔書上也引用曹操舊事為例。

四、對漢末崩壞的察舉制力求變革，綜名核實。戰亂下百姓流散，靠鄉議的察舉制未必能執行，何況早已是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考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九品官人法的創置一事上，史界主流意見就是曹操草創、陳群成制。早期九品官人法是能力、品行和家世都考慮，不是魏末開始那變質只看家世的。中央任命官員評核，若任命得宜可以限制地方豪強的壟斷。曹操得知薛夏蒙冤陷獄，遠在一方也下令營救：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遊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五、唯才是用，才德兼備的人才，誰都會提拔，但德行有虧、有譏名的如郭嘉、程昱、陳矯、桓範等，不是人人能起用，例子可參考楊沛。出身寒微者如王象也被起用。

六、敢於起用處士，據鄒水傑先生在《兩漢縣行政研究》第三章第二節總做了一個統計：“東漢獻帝以前，小吏向朝廷命官的遷升儘管不一定存在二百石之關，但還是要透過一定的程式，經歷或察舉或徵辟，或為郎或經功次等方式才能遷為縣令長等地方治民職吏。但在漢末獻帝時期，由當權的割據者直接任命處士為縣令長的現象並不鮮見，達27例，佔可知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其中以父任為長1例，曹操任命14例，劉表任3例，孫策任2例，袁術任2例，劉璋任1例，孫權任1例，州郡表薦而任者2例，其他1例。”

七、賞罰分明，賞很容易，但不要過濫，東晉名相曾上箋，稱達政之主曹操對功臣之最荀彧、愛子之寵曹衝，也不過是封為亭侯、贈別部司馬，以魏武授官爵之嚴正，欲糾正永嘉末年那“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的歪風。

罰也是一樣，不宜過重，相對敗軍問斬、罪及家屬，曹操的仍是相對的寬厚，故蕭梁任昉在《奏彈曹景宗》（見《文選》卷40）稱：“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敗軍令》在執行上，于禁應該是例子：直接把其官爵剝奪；呂虔在曹丕即魏王位時所遷的益壽亭侯，證明於禁那時已被奪爵；呂虔在曹睿時徙封萬年亭侯，於圭能襲回父爵，並無矛盾；子嗣根本不用交代所襲何爵，因為就是乃父的，偏偏於圭多此一舉，列出益壽亭侯之名。陳壽行文簡潔，卻偏偏發生在於圭身上，豈不是在本傳禕敗的情況下，委婉說出被奪爵一事？曹操迎劉協前襲回祖爵費亭侯，陳壽也只言封，但曹操本人上表謝襲爵，不能以用上一個“封”字為由，認為無功勞可言的於圭，只是碰巧封的就是父親之爵。同樣，于禁回來後只能為安遠將軍，因為張郃已為左將軍。

荀彧曾評：“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鹹願為用。”（賈詡、郭嘉、楊阜也有類似評價）

八、相對大氣度，這個其實很難做到，如果要拿一個汙點，恐怕只有庸主對名相全權交予才有可能，魏徵的墓最後也不是被拆了嗎？官渡燒信、可暫時不念殺子之仇，接受張繡的投降（沒有證據顯示曹丕受曹操指使而迫死他；李振還以這典故安撫歸降朱溫的王師範）、及不殺把自己與祖宗臭罵一頓的陳琳。

九、管好吏治，東漢中葉起多少智者不願起仕，就是政治環境黑暗。用晉人劉頌的話作總結：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