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肯定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了，他在世的時候，把東林黨壓得喘不過氣來，沒有能力的人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魏忠賢所謂的罪惡應該主要是東林黨所說的，因為魏忠賢在世的時候，全力打擊東林黨，把東林黨打得可謂是生不如死。當然打擊東林黨本來就是天啟皇帝朱由校的意思，只不過魏忠賢是執行者而已。但是能夠把這個事情執行的如此出色，魏忠賢也是相當有能力的了。

至於史書上所說的魏忠賢是罪大惡極的人，這主要是因為史書是東林黨人所寫。魏忠賢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是東林黨的人同樣也不是好人，他們只不過是為了利益狗咬狗進行爭奪而已。不過魏忠賢在世的時候，還能保證正常秩序的進行，而東林黨上臺之後，就很難說了。

總之，中前肯定是一個有能力的人，至於罪大惡極，這個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了。

魏忠賢的能力肯定是有的，也是可恨的個大奸臣。

明熹宗（朱由校）軟弱無能，致使魏忠賢能獨攬大權，弒殺忠臣。使的當時民願沸騰，怨聲載道。以至於民間都說“只知有忠賢，不知有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昏暗的閹黨亂政！

到明崇禎皇帝（朱由檢），打擊閹黨。治魏忠賢十大罪，讓其自縊。徹底肅清餘黨。

題主此問甚有意思，自古以來，“能力出眾”與“罪大惡極”兩者之間並不矛盾，而魏忠賢即是這樣一個兩者兼而有之之人。

一：備極恩寵而私德有憾

魏忠賢出身極低，因為走投無路才不得不冒險一搏——自閹入宮，希圖以此來搏一次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機會。而正因為其人狡猾慧黠卻又忠心耿耿、身高體壯卻又淳樸質直。在宮中苦苦煎熬十數年後，由他一手帶大的朱由校終於登基稱帝，已然蒼顏白髮的魏忠賢也因此而登上帝國權利的巔峰。

出於小農意識中對於財富的執著和渴望，再加上極度卑微的自尊，魏忠賢變得貪財而又喜歡聽人阿諛奉承。唯有如此，他才能從中得到功成名就之後的快感和滿足。於是，隨著魏忠賢權勢的日益煊赫，甘心為其鷹犬的爪牙之徒也越來越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本著“穢惡難與芝蘭同處”的原則，自詡清流正直而有掌控社會輿論的東林黨人於是對其大加撻伐，恨不能除之而後快。

但細細推究他們所以用來攻訐魏忠賢的罪名，又不過是些子虛烏有、坐想空談的東西罷了。說魏忠賢導引君惡，而宦官之流本就戲弄優伶一類，是君王娛樂寬心之用；說魏忠賢干預朝政，而明代自成祖以來，即有內監輔佐理政的成規；說魏忠賢援黨結思、培植親信，試問彼時天下諸黨，哪有一個是能和氣勢洶洶、擅長內鬥的東林黨比足量力？

而此三者皆不足以作為刑誅魏忠賢的罪名，卻偏偏被東林黨人無限制的誇張放大，以致天下之人無不以閹黨至兇至惡，不殺之無以謝天下。

二：收商稅而足府庫，遼東賴以支撐

魏忠賢此人，雖然私德有憾，但就其行政而言，對於國家還算是有功的，畢竟，自天啟四年上臺以來，透過魏忠賢貫徹下來的幾條政令，不僅救時、救事而且救命。

由於入宮前悲慘的人生經歷，再加上對民間疾苦和矛盾的深切體悟。魏氏上臺伊始，即與管控天下輿論的文官集團——特別是東林黨人站在了對立面，他強行推廣已被廢棄的萬曆礦稅、商稅等各色名目的商業稅。將沉重的稅賦壓力從百姓身上剝離，隨之轉嫁到“日進斗金，腰纏萬貫”的巨賈富商身上，此舉不僅有效的緩解了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而且使得枯竭的府庫一變而再度充盈。

自天啟四年至天啟七年，短短三年時間裡，在魏忠賢的橫徵暴斂之下，不僅國庫充盈，而且還在魏氏主導之下重修了“三大殿”；此外，素來糜費錢糧甚巨的遼東也沒有出現過斷糧缺餉的情況，不僅如此，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遼東局勢在錢財充沛、選人得當的境況之下，不僅形勢逐漸平穩，而且有了轉守為攻的機會，而這一變化，不可謂不是魏忠賢的功勞。

三：選賢舉能，固守遼東

不是我要為魏忠賢開脫，倘若遼東之局不是天啟皇帝在魏忠賢身後遙為指揮，而是出於魏忠賢一人之手的話。那麼在明末遼東戰局的形勢變化上，魏忠賢可謂居功至偉。

最初，在王化貞和熊廷弼因為“封疆案”而潰敗遼東，震驚天下的時候。在東林黨人不思補救之策、急於扯皮撇清關係的時候。在天啟帝因為厭棄東林黨人大言炎炎，不思報國的情況下，而毅然決然啟用魏忠賢以打壓東林黨人的時候，魏忠賢秉承天啟意志，明瞭大局、堅守原則，堅決與滿清硬抗的態度是很值得我們重視且欽佩的。

公元1624年，在一片怒罵聲中，天啟皇帝一意孤行的扶持魏忠賢登頂朝堂之巔峰。當此之際，正是東林君子呶呶不休，國事邊事事事紛爭之時。出身卑微而目光恍惚的魏忠賢迅速集結黨眾（浙黨、齊黨和楚黨）。對東林黨展開打壓和清洗，隨之又極力配合正在遼東公幹的孫承宗（東林黨領袖），修築邊防、鞏固疆惕。以此來穩定遼東局勢。

公元1627年，皇太極率部猛攻錦州城，時任遼東都督的袁崇煥與監軍紀用見滿清來勢洶洶、恐力不足以支撐，於是下令堅守不出、拒不作戰。進而坐視趙率教坐困錦州、苦苦支撐。若不是後來滿桂公然違背袁崇煥的不抵抗政策，破關馳援，主動出擊。怕也就沒了後來的“寧錦大捷”。是戰之後，魏忠賢論功行賞，再給血戰有功的滿桂、趙率教升官晉爵之際，也沒有因為袁崇煥曾為自己修築生詞而放過袁崇煥的“避敵畏戰”之罪。據此而言，魏忠賢在這種國家大事面前，顯然還是能夠分出輕重緩急，而沒有過度的因公廢私。

四：雖然罪大惡極，卻也有功社稷

人性是複雜而多變的，對於身處生存環境極其險惡的官場中人而言，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善惡是非對他們進行評論。畢竟，個人的私德很多時候並不能作為治國理政的根本和標準。一如孔子在討論管仲時所說的“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換言之，對於身處特殊時期、特殊環境中的政治人物而言，我們在評斷其是非得失、功過譭譽之時，必須以一種冷靜、理智、客觀、公正的眼光進行。而不能單純的憑藉個人好惡而臆斷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給魏忠賢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進而真正認識到他本人對當時社會的貢獻和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