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事勿待極致，用力勿至極限，懸崖撒手，適可而止，才能確保平安。做事是這樣，做人也是如此，知行知止，掌握分寸，才是做人處世的良策。《菜根譚》中說：“笙歌正濃處，便自拂衣長往，羨達人撒手懸崖；更漏已殘時，猶然夜行不休，笑俗士沉身苦海。”意思是說，歌舞娛樂興味正濃的時候，便毫不留戀地拂衣離去，真羨慕這些心胸豁達的人，能夠臨懸崖而放手；在夜深漏殘時，還有人在不停地奔走忙碌，這些凡俗的人在苦海中掙扎真是可笑。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頗有將才，主持西北軍務多年，戰功日著，權勢日盛。 康熙末年，由於太子被廢，諸皇子見機，都加緊忙於爭奪嗣位的鬥爭。胤稹(即雍正)自然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很清楚，除了用精明務實的辦事能力博取父親的信任外，必須集結黨羽，拉攏擁有兵權的朝中重臣，所以極力拉攏年羹堯和隆科多。當時隆科多統轄八旗步軍五營兩萬多名官兵，掌管京城九門進出，可以控制整個京城局勢。而年羹堯管轄地正是胤禵駐兵之所，處在可以牽制和監視胤禵的有利地位上，西安又是西北前線與內地交通的咽喉所在，可謂全國戰略要地，所以後來史家也認為：“世宗之立，內得力於隆科多，外得力於年羹堯。” 雍正即位之初，年羹堯和隆科多便成為新政權的核心人物，恩寵有加，雍正將西北軍事“具降旨交年羹堯辦理”。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厄魯特羅卜藏丹增發生暴亂，雍正帝又任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也不負聖恩，率師赴西寧征討，平定成功，威震西南。雍正帝詔受年羹堯一等公爵。 雍正不但對年羹堯加官晉爵，贈予權力，還關心其家人，籠絡備至，甚至把年羹堯視為“恩人”，非但他自己嘉獎，且要求“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對年羹堯“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又口口聲聲對年羹堯說：“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得如我二人之耳!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己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這類甜言蜜語出自皇帝之口，實在罕見。 年羹堯就這樣陷入雍正的甜言蜜語之中，天真的以為皇帝是真的要與他做知己，他就這樣以雍正皇帝為後臺，居功自傲、驕肆蠻橫起來。年羹堯凱旋還京，軍威甚盛，盛氣凌人。雍正親自到郊外迎接，百官伏地參拜，可年羹堯卻不為所動，與雍正並轡而行。這時雍正心中甚是不快，哪能容臣下如此不恭，始有嫌惡之意。 雍正三年四月，皇帝僅以年羹堯奏表中字跡潦草和成語倒裝，就下詔免其大將軍之職，調補杭州將軍，以解除兵權。而臣僚們見年羹堯失寵，便紛紛上奏，檢舉揭發年羹堯的種種違法罪行。此時雍正又聽說年羹堯在西北之時，曾與胤褪等人有所交往，密謀廢立等謠傳，生性猜忌的雍正便決意要殺年羹堯。 最後議政大臣等羅列了年羹堯幾十條罪狀，擬判死刑，家屬連坐。雍正以年羹堯有平青海諸功，令其賜死自裁。其父以年老免死，其子年富立斬，其餘15歲以上男子具發往廣西、雲南極邊煙瘴之地充軍。族人全部革職，有親近年家子孫之人，也亦黨附叛逆罪論處。 從這個事例中不難看出，年羹堯的悲劇就在於他不懂得功高震主的危害，不明白一個人臣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明哲保身。身處官場中，首先是要保護自己。明哲保身不是懦弱，而是智慧。 處順境不驕矜，處逆境不頹唐 大丈夫不論得不得志，皆能恬然處之。孟子說：“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觀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不得志的時候也不忘記義理，在得志的時候更不違背正道。孟子還認為君子是不受外界動搖的，只要不做欠缺仁德，違反禮義的事，則縱使有什麼突然降臨的禍患，也能夠坦然以對，不以為禍患了。 孟子本人不僅坐而言，而且早已起而行，達到那種境界了。有一次，公孫丑問他，“倘若夫子做到齊國的卿相，得以推行王道政治，則齊國為霸諸候，稱王天下，也就不算什麼稀奇事了。可是當您實際擔負這項重職時，也能夠做到毫不動心的境界嗎?”孟子回答：“是的，我四十歲以後就不動心了。”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呢?孟子列舉了兩個方法，即“我知言”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所謂“知言”是指能夠理解別人所說的話，同時也能明確地判斷。《孟子》中講，“聽到不妥當的話，就知道對方是被私念所矇蔽；聽到放蕩的話，就知道對方心裡有邪念；聽到邪僻的話，就知道對方行事有違反正道的地方；聽到閃爍不定的話，就知道對方已經滯礙難行了。”換言之，擁有這種明確的判斷力，就不會被那些無關痛癢的小事所愚弄，更不會因而動搖自己的心意了。 第二，“浩然之氣。”公孫丑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孟子說：“難言也。其力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謙於心，則餒矣。”這段話的大意是，這種氣極其廣大，剛健，若能對自己所行的正道抱著相當的自信，以這種方法來培養它，就能充塞於天地之間。但它只是配合著道與義而存在的，若缺乏道與義，則浩然之氣也就蕩然無存了。只有在反覆實行道與義時，才能夠自然而然地獲得，如果僅是偶一為之，就不可能獲得。總之，首先要對自己所從事的合乎正道之事抱著堅定的信念，然後才能產生“浩然之氣”。 在《論語》中有“孔子絕禮於陳”的故事。孔子帶著弟子們周遊列國時，在陳捲入政治糾紛中，連吃的東西都沒有，連續幾天動彈不得。最後，弟子子路忍不住大叫：“君子也會遇到這種悲慘的境遇嗎?”孔子對於子路的不滿視而不見，只是淡淡地回答：“人的一生都會有好與壞的境遇，最重要的是處在逆境時如何去排遣它。” 荀子根據這段故事指出：“遇不遇者時也。”任何人的一生總會有不遇的時期，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會有和預期相反的結果。長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產生悲觀情緒。然而，人生並不僅有這種不遇的時候。當雲散日出時，前途自然光明無量。所以，凡事必須耐心地等待時機的來臨，不必驚慌失措。相反，在境遇順利的時候仍無論做什麼事都會成功；可是總有一天，不遇的時刻會悄然來臨，因此，即使在春風得意之時也不要得意忘形，應該謹慎小心地活著。 身處順境而不驕矜，身處逆境而不頹唐，這才是聰明人所應採取的生活態度。
做人做事勿待極致，用力勿至極限，懸崖撒手，適可而止，才能確保平安。做事是這樣，做人也是如此，知行知止，掌握分寸，才是做人處世的良策。《菜根譚》中說：“笙歌正濃處，便自拂衣長往，羨達人撒手懸崖；更漏已殘時，猶然夜行不休，笑俗士沉身苦海。”意思是說，歌舞娛樂興味正濃的時候，便毫不留戀地拂衣離去，真羨慕這些心胸豁達的人，能夠臨懸崖而放手；在夜深漏殘時，還有人在不停地奔走忙碌，這些凡俗的人在苦海中掙扎真是可笑。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頗有將才，主持西北軍務多年，戰功日著，權勢日盛。 康熙末年，由於太子被廢，諸皇子見機，都加緊忙於爭奪嗣位的鬥爭。胤稹(即雍正)自然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很清楚，除了用精明務實的辦事能力博取父親的信任外，必須集結黨羽，拉攏擁有兵權的朝中重臣，所以極力拉攏年羹堯和隆科多。當時隆科多統轄八旗步軍五營兩萬多名官兵，掌管京城九門進出，可以控制整個京城局勢。而年羹堯管轄地正是胤禵駐兵之所，處在可以牽制和監視胤禵的有利地位上，西安又是西北前線與內地交通的咽喉所在，可謂全國戰略要地，所以後來史家也認為：“世宗之立，內得力於隆科多，外得力於年羹堯。” 雍正即位之初，年羹堯和隆科多便成為新政權的核心人物，恩寵有加，雍正將西北軍事“具降旨交年羹堯辦理”。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厄魯特羅卜藏丹增發生暴亂，雍正帝又任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也不負聖恩，率師赴西寧征討，平定成功，威震西南。雍正帝詔受年羹堯一等公爵。 雍正不但對年羹堯加官晉爵，贈予權力，還關心其家人，籠絡備至，甚至把年羹堯視為“恩人”，非但他自己嘉獎，且要求“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對年羹堯“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又口口聲聲對年羹堯說：“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得如我二人之耳!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己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這類甜言蜜語出自皇帝之口，實在罕見。 年羹堯就這樣陷入雍正的甜言蜜語之中，天真的以為皇帝是真的要與他做知己，他就這樣以雍正皇帝為後臺，居功自傲、驕肆蠻橫起來。年羹堯凱旋還京，軍威甚盛，盛氣凌人。雍正親自到郊外迎接，百官伏地參拜，可年羹堯卻不為所動，與雍正並轡而行。這時雍正心中甚是不快，哪能容臣下如此不恭，始有嫌惡之意。 雍正三年四月，皇帝僅以年羹堯奏表中字跡潦草和成語倒裝，就下詔免其大將軍之職，調補杭州將軍，以解除兵權。而臣僚們見年羹堯失寵，便紛紛上奏，檢舉揭發年羹堯的種種違法罪行。此時雍正又聽說年羹堯在西北之時，曾與胤褪等人有所交往，密謀廢立等謠傳，生性猜忌的雍正便決意要殺年羹堯。 最後議政大臣等羅列了年羹堯幾十條罪狀，擬判死刑，家屬連坐。雍正以年羹堯有平青海諸功，令其賜死自裁。其父以年老免死，其子年富立斬，其餘15歲以上男子具發往廣西、雲南極邊煙瘴之地充軍。族人全部革職，有親近年家子孫之人，也亦黨附叛逆罪論處。 從這個事例中不難看出，年羹堯的悲劇就在於他不懂得功高震主的危害，不明白一個人臣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明哲保身。身處官場中，首先是要保護自己。明哲保身不是懦弱，而是智慧。 處順境不驕矜，處逆境不頹唐 大丈夫不論得不得志，皆能恬然處之。孟子說：“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觀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不得志的時候也不忘記義理，在得志的時候更不違背正道。孟子還認為君子是不受外界動搖的，只要不做欠缺仁德，違反禮義的事，則縱使有什麼突然降臨的禍患，也能夠坦然以對，不以為禍患了。 孟子本人不僅坐而言，而且早已起而行，達到那種境界了。有一次，公孫丑問他，“倘若夫子做到齊國的卿相，得以推行王道政治，則齊國為霸諸候，稱王天下，也就不算什麼稀奇事了。可是當您實際擔負這項重職時，也能夠做到毫不動心的境界嗎?”孟子回答：“是的，我四十歲以後就不動心了。”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呢?孟子列舉了兩個方法，即“我知言”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所謂“知言”是指能夠理解別人所說的話，同時也能明確地判斷。《孟子》中講，“聽到不妥當的話，就知道對方是被私念所矇蔽；聽到放蕩的話，就知道對方心裡有邪念；聽到邪僻的話，就知道對方行事有違反正道的地方；聽到閃爍不定的話，就知道對方已經滯礙難行了。”換言之，擁有這種明確的判斷力，就不會被那些無關痛癢的小事所愚弄，更不會因而動搖自己的心意了。 第二，“浩然之氣。”公孫丑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孟子說：“難言也。其力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謙於心，則餒矣。”這段話的大意是，這種氣極其廣大，剛健，若能對自己所行的正道抱著相當的自信，以這種方法來培養它，就能充塞於天地之間。但它只是配合著道與義而存在的，若缺乏道與義，則浩然之氣也就蕩然無存了。只有在反覆實行道與義時，才能夠自然而然地獲得，如果僅是偶一為之，就不可能獲得。總之，首先要對自己所從事的合乎正道之事抱著堅定的信念，然後才能產生“浩然之氣”。 在《論語》中有“孔子絕禮於陳”的故事。孔子帶著弟子們周遊列國時，在陳捲入政治糾紛中，連吃的東西都沒有，連續幾天動彈不得。最後，弟子子路忍不住大叫：“君子也會遇到這種悲慘的境遇嗎?”孔子對於子路的不滿視而不見，只是淡淡地回答：“人的一生都會有好與壞的境遇，最重要的是處在逆境時如何去排遣它。” 荀子根據這段故事指出：“遇不遇者時也。”任何人的一生總會有不遇的時期，無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會有和預期相反的結果。長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產生悲觀情緒。然而，人生並不僅有這種不遇的時候。當雲散日出時，前途自然光明無量。所以，凡事必須耐心地等待時機的來臨，不必驚慌失措。相反，在境遇順利的時候仍無論做什麼事都會成功；可是總有一天，不遇的時刻會悄然來臨，因此，即使在春風得意之時也不要得意忘形，應該謹慎小心地活著。 身處順境而不驕矜，身處逆境而不頹唐，這才是聰明人所應採取的生活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