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梁啟超看待孔子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有一個懵懂——強烈——矛盾——理性的發展過程，這與梁本人不同階段的治學和政治處境有關。相應的，隨著梁啟超對孔子態度的變化，梁啟超眼中的孔子也是不斷變化的。
梁啟超眼中的孔子形象：聖王——英雄
1、“改制創教的神明聖王”
提到梁啟超，就一定不能繞過康有為。大家都知道，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整個戊戌維新的變法主張事實上就是康有為假借孔子之名而將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照搬到中國。
中國自孔子之後，愈是社會劇烈變動之時，愈是孔子形象顛倒之際。當中國社會劇烈變革之際，傳統文人或頌揚孔子或貶低孔子，以此宣揚自己的治世之道。康有為同樣如此，戊戌維新之時，他力倡“託古改制”，編撰《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來宣揚他的變法主張。
梁啟超早年拜在“南海聖人”康有為門下，是康有為最為看重的愛徒。康有為研習今文經學，並提出一整套“託古改制”的理念，受其影響，梁啟超也不斷鼓吹孔子是“改制創教的神明聖王”。
作為康有為的得意弟子，梁本人深研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理論，認為六經皆為孔子改制而作，孔子由此而成為萬世教主，即“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範圍於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孔子之為教主，為神明聖王，何在?曰：在《六經》。《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事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為教主，《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這一點可以看作是戊戌維新時梁啟超對孔子事業地位的評價。
同時，梁啟超還從孔子儒學的內涵上出發，認為孔子是“人道文明的萬世教主”。梁啟超眼中，孔子儒學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又圓通無礙、極具變通思想，囊括了人類歷史上的全部真理。孔子以人為道，其“太平之仁術、大同之公理”預設了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化社會。因此，梁啟超主張將孔子尊奉為人類文明之道教的萬世教主。
如果僅從戊戌維新的角度看，梁啟超對孔子地位的改塑無疑是有幫助的。他對孔子地位的改塑，無疑樹立了一種全新的孔子觀念，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革新意義，這對沖擊戊戌變法時人們的舊思想是有極大幫助的。
2、“歷史上的一位英雄”
戊戌維新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進一步接觸到西方思想的薰陶，這也導致了他對孔子地位思想的變遷。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中，梁啟超提出了自己新的孔子觀。此時的梁啟超不再對孔子作無條件的膜拜，反而開始主動破除孔子固有的偶像觀。他認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英雄”，指出“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這可以說同戊戌時期他對孔子地位的描述差別明顯了。
同時期，梁啟超還認為孔子是崇尚思想自由的，即“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這一時期正是康、梁兩師徒走向殊途的時期，相對於康有為打著孔子旗號宣揚西方思想，梁啟超明確認為這種方法不可取，即“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
簡言之，這一時期梁啟超對孔子地位定位於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英雄，這也更符合歷史上孔子實際的面目。
其實梁啟超看待孔子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有一個懵懂——強烈——矛盾——理性的發展過程，這與梁本人不同階段的治學和政治處境有關。相應的，隨著梁啟超對孔子態度的變化，梁啟超眼中的孔子也是不斷變化的。
梁啟超眼中的孔子形象：聖王——英雄
1、“改制創教的神明聖王”
提到梁啟超，就一定不能繞過康有為。大家都知道，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整個戊戌維新的變法主張事實上就是康有為假借孔子之名而將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照搬到中國。
中國自孔子之後，愈是社會劇烈變動之時，愈是孔子形象顛倒之際。當中國社會劇烈變革之際，傳統文人或頌揚孔子或貶低孔子，以此宣揚自己的治世之道。康有為同樣如此，戊戌維新之時，他力倡“託古改制”，編撰《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來宣揚他的變法主張。
梁啟超早年拜在“南海聖人”康有為門下，是康有為最為看重的愛徒。康有為研習今文經學，並提出一整套“託古改制”的理念，受其影響，梁啟超也不斷鼓吹孔子是“改制創教的神明聖王”。
作為康有為的得意弟子，梁本人深研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理論，認為六經皆為孔子改制而作，孔子由此而成為萬世教主，即“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範圍於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孔子之為教主，為神明聖王，何在?曰：在《六經》。《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事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為教主，《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這一點可以看作是戊戌維新時梁啟超對孔子事業地位的評價。
同時，梁啟超還從孔子儒學的內涵上出發，認為孔子是“人道文明的萬世教主”。梁啟超眼中，孔子儒學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又圓通無礙、極具變通思想，囊括了人類歷史上的全部真理。孔子以人為道，其“太平之仁術、大同之公理”預設了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化社會。因此，梁啟超主張將孔子尊奉為人類文明之道教的萬世教主。
如果僅從戊戌維新的角度看，梁啟超對孔子地位的改塑無疑是有幫助的。他對孔子地位的改塑，無疑樹立了一種全新的孔子觀念，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革新意義，這對沖擊戊戌變法時人們的舊思想是有極大幫助的。
2、“歷史上的一位英雄”
戊戌維新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進一步接觸到西方思想的薰陶，這也導致了他對孔子地位思想的變遷。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中，梁啟超提出了自己新的孔子觀。此時的梁啟超不再對孔子作無條件的膜拜，反而開始主動破除孔子固有的偶像觀。他認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英雄”，指出“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這可以說同戊戌時期他對孔子地位的描述差別明顯了。
同時期，梁啟超還認為孔子是崇尚思想自由的，即“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這一時期正是康、梁兩師徒走向殊途的時期，相對於康有為打著孔子旗號宣揚西方思想，梁啟超明確認為這種方法不可取，即“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
簡言之，這一時期梁啟超對孔子地位定位於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英雄，這也更符合歷史上孔子實際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