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問題錯了，只有李定國捍衛大明。其餘兩個李自成為大順，張為大西。至於李為什麼，八成也不是為了大明，畢竟反明那麼多年。

之所以保明，一是出於民族大義，不想被異族統治。而當時只有明朝具有號召力，能聚集更多力量抗衡清。二可能是出於自身，替張報仇吧反清。

這個就跟抗日戰爭國共關係一樣，兩者走到一起，因為一是民族大義，二是共弱國強

問題的描述是不正確的。

李自成、張獻忠都是建立了政權的義軍領袖，建立政權的意思就是要推翻明朝，自己打天下當皇帝，他們是不可能保衛明朝的。並且，與南明聯合的大順軍、大西軍也並不是全都對朝廷忠心耿耿。

問題要表述的應該是李自成、張獻忠屬下與南明聯合抗清的事件，這以事件的原因有二：

一、是李自成、張獻忠政權均由清軍消滅，二人也都死於清軍的軍鋒之下，李自成被清軍追擊時意外死亡，張獻忠則直接死於清軍遊騎之下。因此二人部下與清軍勢不兩立。

二、向何處去？大順軍、大西軍在領袖死去後，基本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他們一方面需要繼續抵抗清軍的攻擊，另一方面需要有一面旗幟，他們或歸附南明，或以南明接受爵位實現本集團領導地位。

顧誠先生認為，南明與清爭奪天下的關鍵在於對第三方勢力（即大順、大西）的爭奪，誰獲得第三方勢力的支援，誰就能完成統一。可惜，南明雖然在時事和人心上佔有優勢，但與大順、大西軍的聯合程度很低。因此，雖然大順、大西軍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希望為國效力，但或受排擠打壓，或桀驁難馴不願受中央“瞎指揮”，他們保衛明朝的行為在事實上也就大打折扣。比如，大順軍的李錦、高一功就報國無門，最終據地自守。大西軍部的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四人雖然與南明實現聯合，但孫可望一心希望“政由己出”，最終也與永曆走上了兵戎相見的道路。

李定國和劉文秀雖然被評價很高，但應該注意的是當時的時局已經變成了大西軍與永曆朝廷命運相連，司徒琳先生在《南明史》中指出在清軍攻陷廣東、廣西，永曆投靠孫可望的時候大明已經只是一種符號了。

這個標題有誤——是李自成、張獻忠的部分餘部成了南明的忠實保衛者。

說到這要分別談談這兩部不同的情況。

李自成部退出北京後退到其首都西京（西安），第二年潼關被攻破後南下湖廣，這是致命的失策，因為湖廣不但易攻難守，而且也是南明餘部的命門所在，湖廣一失，南明剩下的湖南、兩廣就都門戶大開，所以李自成部在湖廣受到南明與清朝追兵的前後圍堵，最終莫名其妙地潰散，本人也失蹤。

但這樣一來南明餘部就不得不在湖廣直接面對清朝的得勝之師，這個壓力是南明地方官們所難以承受的，安撫李自成餘部使之為己所用、至少不讓他們投降清朝增加自己壓力就勢在必然，而李自成的失蹤消除了最後的障礙，李自成餘部也希望擺脫前後夾擊的窘境，而沒了“大順永昌皇帝”一切都好商量，最終南明大臣何騰蛟給了李自成餘部“忠貞營”的編制和一堆空頭封號，李自成餘部名義上對南明稱臣，但並不太聽話，而且內部仍然把李自成的妻子稱作“老太后”直到夔東十三家時期。此後永曆對這次收編的追認，只不過是承認既成事實。

這支打起南明旗號的李自成餘部是李的嫡系主力，包括其唯一的親侄子李過（永曆賜名李錦），李自成皇后高氏的堂弟高一功（永曆賜名高必正），高迎祥時代的宿將郝搖旗（永曆賜名郝永忠），以及李自成親信大將袁宗第、劉體純、劉芳亮等，他們和南明朝廷的關係始終若即若離，保持高度獨立性，因此才會出現湖廣喪失後永曆一路向西南，忠貞營卻一頭扎到夔東的奇怪現象。當然，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迫於共同的強敵，始終還是維繫著，比如堅持到永曆殉國後才失敗的郝搖旗，就長期庇護著明朝宗室東安王朱盛蒗，軍中還有永曆派遣去夔東督軍的太監潘應龍——但這並不會讓郝搖旗以及和他並肩戰鬥的袁宗第對定期向寓居李來亨（李過養子）營中的高“太后”請安有任何猶豫或不自在。

與李自成殘部相比，張獻忠殘部的“南明化”更徹底。

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意外死去後，所部大體完整，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個養子率領進入貴州、雲南，建立“四將軍政權”，這是個沒有帝王的草臺班子，本身的統治基礎很脆弱，需要有所迎奉，而一路潰退到西南的南明至此已灰心喪氣，不再擺“天朝”的臭架子，自然很樂意用一堆官職和一個名分，去換取如此大軍和地盤對自己的擁護，四將軍沒有稱帝，給他們封王足以讓他們心滿意足，而南明又不會“政治不正確”，自然皆大歡喜。

此時清朝在大陸已成氣候，西南成為最後的主要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張獻忠餘部除了腦袋缺根線的孫可望，另外三位“抱團取暖”的危機意識很濃，而南明至此也基本只剩下現實派，不但“官賊不兩立”的迂腐派已幾乎絕種，就連何騰蛟那種又要收編、又要端著“我是官你們是賊”架子的正統派官員也所剩無幾了，因此他們才能一路湊合到覆滅。

李自成、張獻忠如果活著，南明和大順、大西就是“官賊關係”或“皇帝與皇帝”關係，是幾乎不可能合作的，但他們兩個無巧不巧地雙雙在極短時間裡意外死亡/失蹤，而這兩位又都湊巧沒有眾望所歸、可繼承帝位而不會引發致命火併的繼承人（李自成只有一個女兒，侄子李過繼承帝位人心不服，他自己也不敢，而且李過也無子，唯一的繼承人李來亨還是養子；張獻忠妻子幾次失散後也無子，四個養子雖然有威望但地位相當，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三人互不相下，無論誰稱帝都會被另外兩位圍攻），在清朝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幾個弱者出於危機感很容易合作。

但合作的親密度是有異的：李自成是決策挖掘鳳陽明朝祖墳的“首惡”，逼死崇禎的“罪魁”，南明對與其餘部合作顧慮更多，掣肘和齟齬也多，且雙方合作時南明還佔有半壁江山，自覺本錢較大，對“降賊”採取居高臨下態度，同樣李自成餘部也不太喜歡和南明中樞“鬼混”，因此彼此間一直保持“安全距離”；張獻忠始終是“流寇”，其肆虐區以外的明朝宗室、官員對他們的牴觸情緒稍弱，且李定國、劉文秀等人較為恭順，雙方合作時南明已極其虛弱，態度變得更誠懇現實，因此雙方間關係要緊密和親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