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回顧古代人名不難發現，漢、晉、唐、宋時期，大部分皇帝都是單字名，其中又以兩漢最為嚴重，不僅有多達23位皇帝為單字名，而且官員、百姓大多也取單子字名。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如此長的時間裡，單字名如此流行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有學者做專門研究，例如黃清敏的《漢晉人物單名現象試探》，又如魏斌的《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意義》。透過這些文獻，我們便不難發現其中的奧妙。
網上有說法認為，單子名之所以會盛行，源自於《公羊春秋》中提出的“二名非禮”。該理論則源於孔子在刪定《春秋》時，經常故意將兩字名改為單字名，例如將“仲孫何忌”改為“仲孫忌”，因此戰國時期經學家公羊高便認為，這是孔子認為“二名不合禮”。
於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二名非禮”的觀念開始漸入人心，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抗拒二名，使得單字名開始逐漸流行。而到了王莽執政時期，他更是嚴厲推行“二名非禮”學說，甚至建議漢平帝將“劉箕子”改為了“劉衎”。
在王莽的大肆推行下，不僅當時漢朝國內掀起了改名熱潮，就連匈奴也是深受影響。例如《漢書·王莽傳》有載，“（匈奴單于）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就連匈奴單于也因此將名字改為了單字。
不過，這種說法似乎很難站得住腳，原因在於漢武帝之前，單子名便已經大規模流行，例如西漢開國功臣之中，蕭何、張良、曹參、樊噲、韓信、英布、陳平、周勃等等，幾乎很少見到雙字名者。
那麼，為何單子名在秦漢以後會突然如此盛行呢？漢昭帝本名劉弗陵，卻在繼位後改為單名“弗”，而原因便是“以二名難諱故”。而黃清敏的《漢晉人物單名現象試探》同樣認為，秦漢以來單字名之所以如此多，主要便是秦漢以來避諱制度發展的結果。
我們知道，避諱早在先秦時期便已經開始流行，那麼為何周朝時期雙字名如此之多，而秦漢以後就少見了呢？原因便在於先秦時期的避諱並不嚴格，先秦著作《禮記·曲禮》有載，“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意思是說，避諱可以不用注意同音字和讀音相近的字，遇到雙字名只要不把兩個字同時使用，便也不算違禮。
舉個簡單的例子，孔子的母親叫做“徵在”，孔子平日裡可以單獨使用“徵”字或“在”字，只要不同時使用“徵、在”兩字便不算違禮。然而，到了秦漢時期，皇帝為了維護中央集權的威嚴，避諱制度開始愈加嚴苛，不僅同音字和近音字不能使用，遇到雙字名更是兩個字都要避諱，而且就連皇族和外戚的名字都要避諱。例如漢武帝名叫劉徹，民間便只能將“車轍”改為“車通”。又如王政君的父親名叫王禁，“禁中”便被改稱“省中”。再如壽張縣本名壽良縣，便是為了避諱光武帝叔父的名諱而改名。
然而，由於秦漢以來的避諱制度越來越嚴厲，這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需要避諱和更改的文字必將越來越多，結果便很容易引發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混亂，甚至連古書名字都得更改，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等。
於是，為了儘量避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朝以後的帝王基本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1、大量採用單名。畢竟單名比雙名的諱字要少一半，而從帝王世系來看，兩漢二十四帝絕大多數都是單字，曹魏五帝、蜀漢兩帝、東吳四帝全為單字，兩晉從司馬炎到司馬德文，十五帝中僅有兩人為雙字。根據統計，從西漢至東晉的六百多年間，四十九位帝王之中只有五位的名字是雙字（其中西漢三位皇帝中兩位在即位之後都改為單字），單字名佔比達到90%。唐宋兩朝同樣如此，除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等，絕大多數採用單字。
2、大量取用生僻字。由於這些字平時並不會用到，自然也就起到了一定天然避諱的作用。例如西漢元帝劉奭、成帝劉驁、平帝劉衎，又如東漢章帝劉炟、和帝劉肇、質帝劉纘，再如曹魏明帝曹叡、曹髦等。這點在明朝尤其體現的尤為明顯，以至於大家趣稱朱家子孫的名字完全就是個元素週期表。
如上，名字取單名就是為了方便避諱，帝王如此、普通家人也是如此，於是，為了方便百姓避諱和家中晚輩避諱，不僅皇帝開始大量使用單字名，就連普通百姓家中也開始流行單字名。
不過，唐朝以後雖然帝王依舊以單名為主，但民間雙字名卻開始再度流行，這主要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
一是東晉後期人們的取名習慣。當時，大家習慣在單名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虛字，例如名字後加“之”字，單名前加“道”、“僧”等字，而這些虛字是不需要避諱的。正如陳垣指出的：“晉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子楨之，獻之嗣子靜之。祖孫父子，皆以‘之’為名，不以為嫌也。宋王弘子僧達，孫僧亮、僧衍，從子僧詳、僧絳、僧虔，從孫僧祐，叔侄皆以‘僧’為名，不以為嫌也。”而這或許對唐朝以後字輩的形成有一定影響，同字輩取名時，表示輩分的“字”也不在避諱之列。
二是“永嘉之亂”後，少數民族紛紛進入中原地區，對漢族文化造成了極大衝擊，由於這些少數民族大多保留著本民族的名字而不用單名，或者姓用漢族之姓，但名字卻仍用本族的多字。如拓跋力微、拓跋沙漠汗、爾朱羽健、沮渠男成、乞伏益州、周昌朱等，正如沈德符說，“（單名）至魏晉後，漸不復然，至五胡盜中原，胡名遂用三四者”。以至於漢族也受此影響，雙字名開始逐漸復興，例如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南齊高帝蕭道成等。
綜上所述，漢、晉、唐、宋時期皇帝之所以大量取單字名，主要是為了方便百姓和家族避諱，而由於五胡亂華後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唐朝後字輩的開始興起，唐宋時期皇帝雖然仍主要以單字為主，但民間雙字卻已經開始再度流行。
仔細回顧古代人名不難發現，漢、晉、唐、宋時期，大部分皇帝都是單字名，其中又以兩漢最為嚴重，不僅有多達23位皇帝為單字名，而且官員、百姓大多也取單子字名。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如此長的時間裡，單字名如此流行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有學者做專門研究，例如黃清敏的《漢晉人物單名現象試探》，又如魏斌的《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意義》。透過這些文獻，我們便不難發現其中的奧妙。
網上有說法認為，單子名之所以會盛行，源自於《公羊春秋》中提出的“二名非禮”。該理論則源於孔子在刪定《春秋》時，經常故意將兩字名改為單字名，例如將“仲孫何忌”改為“仲孫忌”，因此戰國時期經學家公羊高便認為，這是孔子認為“二名不合禮”。
於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二名非禮”的觀念開始漸入人心，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抗拒二名，使得單字名開始逐漸流行。而到了王莽執政時期，他更是嚴厲推行“二名非禮”學說，甚至建議漢平帝將“劉箕子”改為了“劉衎”。
在王莽的大肆推行下，不僅當時漢朝國內掀起了改名熱潮，就連匈奴也是深受影響。例如《漢書·王莽傳》有載，“（匈奴單于）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就連匈奴單于也因此將名字改為了單字。
不過，這種說法似乎很難站得住腳，原因在於漢武帝之前，單子名便已經大規模流行，例如西漢開國功臣之中，蕭何、張良、曹參、樊噲、韓信、英布、陳平、周勃等等，幾乎很少見到雙字名者。
那麼，為何單子名在秦漢以後會突然如此盛行呢？漢昭帝本名劉弗陵，卻在繼位後改為單名“弗”，而原因便是“以二名難諱故”。而黃清敏的《漢晉人物單名現象試探》同樣認為，秦漢以來單字名之所以如此多，主要便是秦漢以來避諱制度發展的結果。
我們知道，避諱早在先秦時期便已經開始流行，那麼為何周朝時期雙字名如此之多，而秦漢以後就少見了呢？原因便在於先秦時期的避諱並不嚴格，先秦著作《禮記·曲禮》有載，“禮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諱”，意思是說，避諱可以不用注意同音字和讀音相近的字，遇到雙字名只要不把兩個字同時使用，便也不算違禮。
舉個簡單的例子，孔子的母親叫做“徵在”，孔子平日裡可以單獨使用“徵”字或“在”字，只要不同時使用“徵、在”兩字便不算違禮。然而，到了秦漢時期，皇帝為了維護中央集權的威嚴，避諱制度開始愈加嚴苛，不僅同音字和近音字不能使用，遇到雙字名更是兩個字都要避諱，而且就連皇族和外戚的名字都要避諱。例如漢武帝名叫劉徹，民間便只能將“車轍”改為“車通”。又如王政君的父親名叫王禁，“禁中”便被改稱“省中”。再如壽張縣本名壽良縣，便是為了避諱光武帝叔父的名諱而改名。
然而，由於秦漢以來的避諱制度越來越嚴厲，這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需要避諱和更改的文字必將越來越多，結果便很容易引發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混亂，甚至連古書名字都得更改，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等。
於是，為了儘量避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朝以後的帝王基本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1、大量採用單名。畢竟單名比雙名的諱字要少一半，而從帝王世系來看，兩漢二十四帝絕大多數都是單字，曹魏五帝、蜀漢兩帝、東吳四帝全為單字，兩晉從司馬炎到司馬德文，十五帝中僅有兩人為雙字。根據統計，從西漢至東晉的六百多年間，四十九位帝王之中只有五位的名字是雙字（其中西漢三位皇帝中兩位在即位之後都改為單字），單字名佔比達到90%。唐宋兩朝同樣如此，除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等，絕大多數採用單字。
2、大量取用生僻字。由於這些字平時並不會用到，自然也就起到了一定天然避諱的作用。例如西漢元帝劉奭、成帝劉驁、平帝劉衎，又如東漢章帝劉炟、和帝劉肇、質帝劉纘，再如曹魏明帝曹叡、曹髦等。這點在明朝尤其體現的尤為明顯，以至於大家趣稱朱家子孫的名字完全就是個元素週期表。
如上，名字取單名就是為了方便避諱，帝王如此、普通家人也是如此，於是，為了方便百姓避諱和家中晚輩避諱，不僅皇帝開始大量使用單字名，就連普通百姓家中也開始流行單字名。
不過，唐朝以後雖然帝王依舊以單名為主，但民間雙字名卻開始再度流行，這主要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
一是東晉後期人們的取名習慣。當時，大家習慣在單名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虛字，例如名字後加“之”字，單名前加“道”、“僧”等字，而這些虛字是不需要避諱的。正如陳垣指出的：“晉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徽之子楨之，獻之嗣子靜之。祖孫父子，皆以‘之’為名，不以為嫌也。宋王弘子僧達，孫僧亮、僧衍，從子僧詳、僧絳、僧虔，從孫僧祐，叔侄皆以‘僧’為名，不以為嫌也。”而這或許對唐朝以後字輩的形成有一定影響，同字輩取名時，表示輩分的“字”也不在避諱之列。
二是“永嘉之亂”後，少數民族紛紛進入中原地區，對漢族文化造成了極大衝擊，由於這些少數民族大多保留著本民族的名字而不用單名，或者姓用漢族之姓，但名字卻仍用本族的多字。如拓跋力微、拓跋沙漠汗、爾朱羽健、沮渠男成、乞伏益州、周昌朱等，正如沈德符說，“（單名）至魏晉後，漸不復然，至五胡盜中原，胡名遂用三四者”。以至於漢族也受此影響，雙字名開始逐漸復興，例如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南齊高帝蕭道成等。
綜上所述，漢、晉、唐、宋時期皇帝之所以大量取單字名，主要是為了方便百姓和家族避諱，而由於五胡亂華後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唐朝後字輩的開始興起，唐宋時期皇帝雖然仍主要以單字為主，但民間雙字卻已經開始再度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