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制度是西周鞏固統治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分封制，宗法制，這是西周統治的三大法寶。

為什麼要實施禮樂制度，都是為了加強人們的等級觀念，最後達到鞏固其統治的政治目的。

西周其實就是各個王國的聯合體，以周王室為共主。

周王其實掌控的範圍只有王城以及周圍少數諸侯，其他諸侯都是各自發展。他們的義務就是納貢，出兵。

這種情況下，只有加強等級制度，以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分封制從國家層面上加強等級觀念。

宗法制從血緣關係上加強等級觀念。

禮樂制從生活方式上加強等級觀念。

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與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學思想等結合在了一起。從“禮俗”發展到了“禮制”。

周朝建立以後，為了加強統治，統治者實行了“封諸侯，建同姓”的分封制。周武王死後，年幼的成王繼位，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輔政。周公在“分邦建國”的基礎上“制禮作樂”，並加以總結、繼承、完善，從而系統統地建立了一整比較完善的“禮樂”制度。

所謂的“禮”就是維護統治者等級制度的政治準則、道德規範和各項規章制度的總稱，後來發展為區分貴賤尊卑的等級教條。禮強調的是“別”，即所謂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有別有和是鞏固周人內部團結的兩個方面：西周的禮樂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禮樂文化和禮樂文明，對後來歷代中國文化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周代的禮制與樂制合為一體即為禮樂制度。禮是內容，樂是形式，禮樂相配，互相襯托和協調，從而構成禮樂文化表達的形態。

禮樂制度也是以樂從屬禮的思想制度。以“禮”來區別宗法遠近等級秩序，同時又以“樂”來和同共融“禮”的等級秩序，兩者相輔相成。在統治階級內部所設定的等級具體表現為“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古代舞隊的行列，八人為一行，叫一佾。按周禮，天子的舞隊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士二佾：在禮器方面，規定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一簋。這樣，階層不同從而使用的規格也不同，其目的是為了給人們灌輸君權至上，無人能與之相抗衡的等級秩序思想。

禮樂制是等級制的一種制度表現形式，折射出等級制的內涵和實質。

禮樂制度誕生於西周一直延續到清末共幾千年。這種制度在東周時期開始遭到破壞，並逐漸瓦解，至清末走向滅亡。

東周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國之間為了爭奪人口、地盤混戰不已，這種局面持續了四五百年。而作為維護奴隸主統治秩序的禮樂制度也遭到嚴重破壞，歷史上稱這一現象為“禮崩樂壞”。

到了封建社會，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在原來禮樂制度的基礎上，透過改造、創新，又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制度，並加以大力提倡。

西漢統治者就非常重視禮樂的教化作用，併為此專門設立了專門管理音樂的機構“樂府”。唐代的“大樂署”是專門掌管音樂的機構。

從宋朝開始，宮廷音樂一再衰敗，民間音樂卻如雨後春筍般繁榮發展。明清時期，中國的封建制度走向衰落，掌控在統治者個人手中的禮樂制度也隨之衰落和滅亡。

第一眼看到這個問題，就想起了一個成語：本末倒置。

奇怪嘛？為什麼會想起這個成語。

其實很簡單。“西周為什麼要以禮樂治天下呢？”

這話問得：好像先有了禮樂，才有西周似的。

實際上，真實情況並非如此，禮樂是個文化名稱，西周是個歷史名詞。

不是禮樂之後有西周，而是武王建周朝後，對夏商及其以前的文化，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融合，最終形成了周朝自身的文化，而這個文化，當時是沒有名詞來稱呼的。禮樂文化是後來才有的名詞，用來稱呼西周初期的整套文化體系。

至於為什麼要稱呼為禮樂文化。這得從文化體系的內涵來解說。

西周這套文化體系最注重的是秩序。每個人都需要認清自己在國家社會當中的位置。奴隸要做自己奴隸的事情，平民要做自己平民應該做的事情，士大夫要做士大夫自己的事情。君王也要做自己君王的事情。每個位置都有這個位置所制定的規矩。每個位置的人都不能超越這個規矩。超越了規矩，就是失德。

所以君王的位置，要做的事情，就是為整個江山社稷，或整個諸侯國的全體人員著想，為全體人員的利益而做事。這是公心。

士大夫是輔佐君王管理整個江山社稷的，若是君王做事出現了偏差，就需要提醒。這是職責所在，也是規矩所在。

平民，奴隸，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努力勞作，創造財富。至於其他的，不用多想，想了也白想。

這個秩序當中，所有人明白了自身位置之後，再與他人交往的時候，就需要在內心態度與實際動作當中表現出來。這就是禮。

君王心懷天下，是禮。士大夫輔佐君王，對君王忠心，是禮。平民、奴隸對士大夫、君王忠心，是禮。

兒子對父母孝敬，是禮。對兄弟朋友謙虛友愛，是禮。上級對下級寬容，是禮。

所有人明白自身所處位置，沒有逾越規矩，專注於自己的事情，專注於自身的內心態度之後，久而久之，自然會樂在其中。

所以西周初期這套輝煌的文化體系，後來人就稱呼為禮樂文化。

當然，歷史是在演進的，文化輝煌也好，沒落也好，總是隻針對某一特定環境才有最佳效果。若是強行生搬硬套去別的環境，總會水土不服的。

西周的文化是融合前代文化的精華而成。

現代的文化，也需參考古今中外無數不同文化精華，才能最終形成。才能回覆輝煌。

現代這段時期，正是在開始融合的前期。文化混亂無法統一也是能夠理解的。

儒家的思維大概是這樣的，用孝悌來織一張網：孝是縱向的，推而廣之就是忠；悌是橫向的，是兄弟之間，推而廣之，就是人與人之間（同為天子的子民）。但是需要有東西來維繫這張網，那就是禮。儒家是以禮釋仁，禮是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具體體現。禮不同於法，儒家認為（孟子這一派）人性本善，所以需要教化，去除惡的那一部分，而西方(法家也是）認為人性本惡，所以必須用法律制度約束、限制惡的本性。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目則是儒家內聖外王的一種體現，以修身為中心，前面都是內聖的部分，後面是外王的部分，儒家主張以道德上的君子來之力天下，也是希望可以教化天下以維繫孝悌之網。

看了幾個回答，我來說點不一樣的。

首先：禮是一種演算法，一種讓社會穩定的演算法。跟你做飯淘米洗米加入水蒸就會得到一鍋米飯一個道理。

農民種地，醫生救人，大王執政，這就是禮、就是體統、是表率。如果農民去追求自由民主，醫生去學方士煉製丹藥，大王種地叫什麼呢？不成體統、不守本分、禮樂崩壞。接著就是天下大亂，妖魔作祟了。事實就是如此。沒人種地就沒糧食，天下不亂才怪。

說白了，這最初不是為了統治。是古人觀察宇宙執行，世界規律後發現這個模型的社會最有效率。禮…是一種技術，讓社會穩定的技術。然後不斷細化。細化到一個動作，人與人之間的稱呼。這就叫遵循天地秩序。

其次，禮樂幫助國家迅速強大。因為不僅解決了社會秩序，還解決了一個重要問題：道德。直到戰國背叛還不是違反道德。但是漢之後就不行了。在周的時候有些東西還不普及，但是當時的統治者灑下了種子。

最後，所有社會模型的設計初衷都是為了讓國家強大，人民幸福。但是之所以無法完成這個願望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太快。在周的時候還有家族平均分配資源，禮樂這套模式就能保護家族，男打獵，女顧家，老有所養，血脈能傳承。每個人按照禮這個演算法似乎就能延續下去。

但是萬萬沒想到出現了剩餘價值……後來的事情就不細表了。等有人提出新問題再說。

西周的禮樂並非後人想象的那麼爛漫。它相當於現代的憲法，是絕對不可觸犯的，否則在王室強大時一定會遭到懲罰。

西周是封建邦國組成的，王室靠一軟一硬兩手維持，即《左傳》所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簡單說就是禮樂和征伐，周禮的根本原則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即西周王權的準確的自我表達。

王室的權威源自其強大的軍隊：「週六師」和「殷八師」。其中週六師是周人的本部兵馬，坐鎮周原。但目前還不清楚是不是【常備軍】，或者有多少數量是常備軍。殷八師則肯定是【召集軍】。總之，王室掌握了「征伐」之權，才有禮樂的權威性。

禮樂是作為憲法存在的。它首先是王室和貴族的繼承法、親屬法，這個是成文法。其次是每個政治實體（邦）、以及不同實體之間的規範，最後是華夷關係的界定。真正能反應這個層次內涵的文獻，主要是孔子的《春秋》。該著作延續了周王室的【判例法】傳統，透過「名實」辯正（即後世常講的大義褒貶），對華夏諸侯和夷狄部族的政治行為做出判決。注意，這裡只針對政治行為，即「責於賢者」原則，一般庶民不負這個責任，這也就是「禮不下庶人」的本義。

這種判決是憲法性的，沿襲自王室的傳統。當王室強大時，這種褒貶絕對不是口頭上的事情。王室的週六師和殷八師可不是吃素的。後世所見的這套規則體系是東周孔子所述，當時已經禮崩樂壞，所以看不到王室的征伐記錄。但不是說這套東西就是擺設。

後人很少能真正瞭解，西周禮樂本來是法律，它的微言大義實際上是【判例法】，需要結合《左傳》的事實敘述、《公羊》《穀梁》的精神原則，才能準確瞭解。

穀梁的原則主要是王室與大小諸侯的綱紀，這套東西在戰國時主要被法家繼承，成為郡縣制的起源。公羊傾向於華夷關係的界定和規範，後世被儒家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