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推翻幾千年傳統認知的考古出土成果，首選非三星堆莫屬，三星堆出土的各種物品，可以非常神奇的分成兩大類別，一類是“中華系列”，如陶器、玉石器等，其風格與紅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是一脈相承，並無二致，另一類是“非中華系列”，如青銅文化和黃金文化，看上去風格基本上跟“正統”的中原華夏文明沒有什麼關係，尤其是黃金面具和黃金權杖，讓人更多聯想到的是古埃及法老文明，眾所周知，在古埃及文明中，黃金面具和黃金權杖是法老專屬象徵物品，代表至高無上的王權，而在華夏，代表王權的是鼎，如“禹鑄九鼎”，“問鼎中原”。

三星堆除了獨特的黃金文化，還有更讓人震驚和費解的就是青銅文化了，根據官方公佈的資訊，三星堆青銅器的年代是大致跟殷墟同期，甚至稍晩，“受商代青銅文化影響”，在商代，殷墟出土的青銅器是已知代表該時期中原文化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銅文化，而且是屬於武丁這個至高無上的王室級別文物了，但從各方面來看，跟“同時期”的三星堆比起來，顯得小巫見大巫了。下面將會列出三星堆青銅文化的幾個特點，讓目前官方的說法不能自洽的，希望不久將來會有更準確的答案。

一，關於三星堆青銅器的年代，這本身是一個非常嚴肅、嚴謹的課題，它直接關係到三星堆文明跟夏朝文明的關係，但官方的表述略嫌過於簡單粗暴，在三星堆博物館展出的青銅器基本上全部直接定性為“商代晚期，公元前1200年-前1000年”。

首先從科學角度來看，現代並無科學手段認證古代青銅器的準確年代，一般依靠兩個方法評估：1，用碳14測定方法去測一起出土的有機物，比如骨頭、木碳等。2，評估已認定的同時期的型器風格，比如像殷墟的風格就判定殷商時期，像戰國劍器的就判定戰國時期。很明顯絕大部份的三星堆青銅器風格世界範圍內並無任何雷同，第二項行不通，只能用碳14，但至今並沒有多少關於三星堆碳14測年的結果公示。官方釆用的是方案是按出土坑的文化層認定晩商，然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這隻能證明埋藏入坑的年代是晚商，製造的年代呢？？？製造的年代不是比埋藏的年代更重要嗎？這批規模巨大的青銅器真的是全部在晩商製造然後馬上填埋嗎？顯然不可能！這批青銅完全可以是已經鑄造並使用了幾百、上千年，最後因特殊原因才掩埋的，沒有人能否定這個假設！它們頂多是在晚商被填埋！另外一個它不是製造於商代或受到商代影響的證據就是它們沒有銘文，而且整個三星堆文明目前仍沒有發現文字。眾所周知商代青銅器有大量的銘文，去說明銅器的性質，而且伴隨出土的還有大量甲骨文，如果按“正統”說法三星堆人向商朝學會了複雜的製作青銅工藝，為什麼就沒有學會一兩個記事文字？為什麼就沒有半片甲骨文？這明顯不符合邏輯，因此只能推斷三星堆青銅時代是早於商代，那隻能是夏朝！畢竟考古學界已經測定三星堆年代跨度上下二千年，內含二里頭的三百年，以及傳說中的整個夏朝年代！自稱夏都的二里頭，無論從年代跨度到出土文物的規格、規模，跟三星堆比起來都是非常感人的。

二，三星堆青銅文化與中原商代青銅器文化的比較：答案是幾乎沒有可比性！唯一可比的僅是：都是青銅！但光這一點也不盡相同，三星堆青銅器全部含高放射性成份鉛，而商代的只有極少一部分有，光這一點已經顯示三星堆的青銅器跟商代沒有傳承關係，要麼只能反過來說是商代傳承了三星堆。再說風格，商代青銅器以殷墟為代表，基本上是兵器、酒器、樂器和容器這幾大類別，再有就是王室重器的鼎。

而三星堆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並沒有代表王權的鼎，博物館展示的甚至也沒上述商代的酒器、樂器、武器，而是完全另類的人像、物像、鳥像、神樹、太陽輪，甚至眼睛！彷彿跟“同期的”商代青銅文化完全沒有絲毫關係，倒是關於青銅人像、人頭、神樹，在西方和印度有相近物品。

歐洲、西亞、印度雖然出土的青銅器並不多，無法跟中國相提並論，但確有人像、頭像和神樹的類別，但很明顯中原華夏文明從商代乃至後世，都似無青銅人像了。

三，關於三星堆的地位。按照官方說法，三星堆是傳說中的古蜀國，是中原王朝以外的方國，或者稱部落。在古代青銅跟黃金地位一樣，是頂級戰略物資，青銅又稱赤金（剛出爐是赤色的），只能王室擁有，當然以農耕社會為主的民間也沒有本事釆礦和鑄造，商朝多次遷都據說都是因為追尋銅礦而遷，這個礦源枯竭後就遷都去下一個礦源附近，可見青銅的經濟價值之於一個王朝的重要性。然而，以現今已經出土的三星堆青銅重器，各種巨大的青銅頭像，還有大立人，還有青銅神樹，這些神器對比於商代最厲害的殷墟，殷墟能與之一較高下的僅有司母戊鼎，次一級的只有司母辛鼎，僅二物而已，其它的都拿不出手去比較。司母戊大方鼎已經是頂級國之重器了，但真按重量計的話，缺了一層的青銅神樹排第二位，如果補齊了重量要超過大鼎！這只是三星堆一、二號坑的文物，現在正在發掘的三至八號坑到底還有多少讓人驚掉下巴的青銅器尚未面世，如此數量巨大的重器真的是一個小方國可以承載的嗎？恐怕很難解釋的通，這必然是一個國力規模不下於武丁時代的王朝才配擁有！以目前界定的三星堆古蜀國那幾條村莊的規模絕對不能承載。

四，關於三星堆青銅器的製作工藝。前文已經論證過三星堆青銅器無法認定製造年代，哪怕採用博物館官方認定的晩商時期製造即掩埋的荒唐推論，就按晚商製造算，其製造工藝也遠超商代乃至後世的作品，以青銅神樹為例，構件達一百多個，大量釆用了套鑄、鉚鑄、嵌鑄、焊接等複雜工藝進行製造，而這些工藝根據文獻記載，是在幾百年後的春秋戰國才陸續出現的，焊接法更加要到二千年後才有，但神樹已經用上了。相比商代的作品，包括最厲害的大鼎，都只是用最簡單的範鑄法制造，工藝水平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商代的工藝水平無法制作多構件作品，這種技術差距類比於十幾年前的諾基亞手機和現在的華為智慧手機的差距。然而某些學者認為三星堆的青銅文化受到商代影響，也是一個非常感人的結論。

總而言之，三星堆文明的橫空出現，已經顛覆了歷史上很多已經定性的認知，它既有濃厚的華夏文明影子，也有不曾為人知的非華夏主流文化元素，到底真相如何，期待三至八號坑的出土可以給出滿意的答案。

漢代海昏侯、漢廢帝、昌邑王劉賀的墓葬的出土，顛覆了以往劉賀荒淫無道的形象。他的迅速被廢，更多是劉賀和霍光的權力爭奪失敗。

帝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駕崩，沒有子嗣，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徵召昌邑王主持喪禮。葬禮結束之後，昌邑王接受皇帝璽印和綬帶，六月丙寅（公曆7月18日），即天子位。

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曾與僚屬密議罷黜霍光職權，但被霍光以行為淫亂而廢。昌邑國群臣因涉昌邑王事而被入罪，皆被處死，死者二百多人，只有龔遂與中尉王吉因數次勸諫而得以免死，受髡刑，發配築城。蘇軾《霍光疏昌邑王之罪》析此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

據《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載霍光所述的劉賀罪行：“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劉賀在即位27天內，就做了1,127件荒唐事情，平均一天40件。霍光以其不堪重任，與大臣奏請上官太后（霍光外孫女）下詔，於同月癸巳（公曆8月14日）廢黜了他，並且親自送他回到封地昌邑，削去王號，給他食邑二千戶，另賜劉賀的四個姐妹湯沐邑千戶。同年9月10日，霍光尊立戾太子唯一的遺孫劉病已為帝。

元康二年，霍光寫信給山陽太守張敞：“謹備盜賊，察往來賓客。毋下所賜書。”要求當地官員密切監視劉賀。前63年漢宣帝封劉賀為海昏侯。

劉賀的兒子劉充國、劉奉親都在襲封海昏侯之前死去，海昏侯國一度絕封，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才復封劉賀另一個兒子劉代宗為海昏侯。

海昏侯劉賀的墓在2011年被發現，2011年開始發掘至2015年底，已出土金器、青銅器、玉器、陶瓷器、竹編、草編、紡織品和簡牘、木牘等各類珍貴文物近2萬件。2016年3月2日，考古學家透過玉印、墨書金餅以及奏章副本署名三重證據確認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劉賀。[3]海昏侯墓是中國迄今發現的儲存最好、結構最完整、擁有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侯墓園，其中主體以主墓、侯夫人墓為核心，還包括7個附葬墓及門、闕等高階禮制性建築。劉賀本人僅剩下牙齒保留下來。劉賀腹部位置發現疑似香瓜子的痕跡。劉賀的陪葬物品中，有大量金餅；形似制酒用品的青銅“蒸餾器”，內有芋頭的殘留物；《論語》、《禮記》、《易經》、《方術》、《孝經》等多部典籍內容，其中考古人員發現已失傳的《論語·知道》篇，《知道》篇很可能是失傳1800多年的《論語》的《齊論語》版本。

據史書記載海昏侯在位二十餘日，因圖廢黜霍光而反被霍光所廢。墓中出土了孔子屏風、孔門弟子像。還出土了五千二百餘枚簡牘，大部分是儒家經典及訓傳，包含《詩經》、《禮記》、《論語》、《春秋》等經典，並發現多種儒家典籍失傳版本。從出土情況看，這些簡牘是有意埋在墓中的，不是廢簡，表明墓主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墓中還出土了圍棋棋盤、編鐘、古琴。墓葬出土文物讓人得以見到海昏侯不同於史籍的另一面。海昏侯考古專家組組長信立祥也認為史書上劉賀所謂的‘荒淫’不足為憑，認為他遭到廢黜是因為過早地鋒芒外露，誤判了朝中局勢，觸怒了霍光，被廢並非因為荒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