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總督和唐朝的節度使有很多共同點，包括都是有調兵權，而且還是地方的最好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手握軍政大權，那為何唐朝的節度使成尾大不掉之勢？甚至能直接跟中央造反，而清朝的總督卻很少有造反的？

其實問題也不是多複雜，唐玄宗李隆基在開創開元盛世之時，過度寵幸安祿山，導致安祿山身兼無數要職，安祿山也透過這些職位發展壯大最後造反，在此之前，唐朝的節度使確實是地方軍事和行政的最高長官，但對於節度使也是有相應地限制的，比如節度使無權利任命地方官員，對地方官員也無監察之權，而且節度使無權利參與排程糧草財帛。

好死不死，安祿山身任三鎮節度使，還兼任了河北採訪使，使得他對地方官員有了監察權，後面玄宗還允他自行造錢，這樣一來，安祿山在三鎮之中就與真實皇帝無異了。

最後安祿山攻進長安，唐玄宗逃離長安，驚慌失措之下，唐玄宗下了一道命令，讓天下節度使平叛，可自行籌措糧餉，便宜行事，這樣也開啟了唐中後期藩鎮割據的歷史。

而清朝的總督限制更甚於唐的節度使，總督雖是一地最高軍事行政長官，但其有調兵權卻無統兵之權，各地稅收需要收歸中央再由兵部調配分發與士兵，且總督有薦人之權卻無任命之權，就這幾點，就直接使得總督沒有了造反的可能。

當然，在清末太平天國之亂爆發後，總督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到了最後甚至是明面上直接不聽從中央的命令，也儼然成了類似諸侯國的存在，但由於清末慈禧的手段，很好地利用各地總督之間的矛盾進行相互牽制，總督們聯合造反基本不可能，單獨造反又要被其他總督收拾，這也是清末的總督沒有造反的原因，當然這也導致了清滅亡之後各地軍閥混戰的情形。

揪其根本，不是說節度使就會叛亂或者總督就不會叛亂。這兩者性質上不會相差太多，但二者權力被釋放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兵制的變化。節度使開始擁兵自重在於府兵制的消亡，募兵制的崛起，而清末總督擁兵自重的開始是在於八旗制度的衰落，募兵制的崛起，八旗兵滅不了太平天國，清政府只能透過募兵的方式平叛。

唐朝節度使氾濫，以至於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我認為，其重要原因在於兩個方面：

一、節度使本身權力過於集中，且長期任職不調換

唐朝最初設定節度使的時候，節度使掌握軍事權，但同時設定有觀察使、支度使、營田使等職務，分別掌握人事、財務等各項權力。但是，後來，特別是進入唐玄宗天寶年間以後，往往出現節度使兼任觀察使、支度使、營田使的情況，這樣，節度使就把轄區的軍事、財政、人事等各種權力集中了起來。

此外，從玄宗開始，邊境各節度使長期不調換，任職既久，權力又集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自己龐大的關係網，其部下多為自己的親信，更加造成了節度使的尾大不掉。

更加嚴重的是，在玄宗時期，還出現了一人兼任多個節度使的情況（從王忠嗣開始），安祿山就兼任了范陽、平盧和河東三個節度使（實際掌控范陽和平盧兩個節度使），造成了權力的更加集中。

二、募兵制的出現，導致地方軍人集團的形成

唐朝自玄宗開始，徹底取消了府兵制，開始推行募兵制。後世對此往往痛心疾首，對募兵制恨之入骨。實際上，募兵制在初唐就已經存在了，唐太宗李世民征討高句麗就用過募兵制，但是，那是臨時性的，戰時招募，戰爭結束後就遣散了。

而玄宗時期推行的募兵制則完全不同，是一種長期的、甚至可以說是世襲的募兵制。據《唐六典》記載，在開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下達命令：

自今已後，諸軍鎮量閒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徵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

意思是說，招募丁壯長期擔任邊兵，而且可以將家眷一併帶去，常駐當地。

從後來的實際情況來看，還出現了父親去世後，兒子接替父親繼續當兵的情況。

也就是說，玄宗推行的是世襲兵制。舉家住居於此，長期當兵，父死子繼，由此出現了盤根錯節的地方世襲軍人集團。我認為，這是唐朝藩鎮割據的最根本的土壤。

綜合以上分析，節度使本身權力過大，又長期不調換，再加上地方世襲軍人集團的形成，共同導致了唐朝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

而清朝的大部分時期，地方總督的權力，無法與唐朝的節度使相比。根據清朝制度，總督和巡撫只是合署辦公，並沒有嚴格的上下級關係。在太平天國運動以前，地方的財政、人事等權力也多由中央掌控，且總督經常調整，因此，清朝的總督整體權力受限，很少有人造反。

但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後，由於清廷自己無力鎮壓起義，不得不讓地方自行籌措錢糧，自己招募軍隊鎮壓，由此導致了在清朝晚期，軍事、財政等權力逐漸集中到了地方督撫手中，出現了一批手握重權的總督，例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等，但是，他們的權力，仍然沒有唐朝節度使那麼大，也沒有地方世襲軍人集團，再加上這些人多是讀書人，信奉忠君思想，另外，晚清的時間畢竟不是很長，因此，他們也沒有出現造反的情況。但是，庚子年（1900）東南互保的出現，仍然說明，這時候的地方督撫的權力，已然是非常大了。

其實，清代總督權力很小。

以兩江總督為例。

兩江總督掌江西江蘇安徽三省，通常加從一品尚書或者右都御史。對三省軍政有管轄權，對三省民政有監督彈劾權，但實際上，兩江總督只能控制江蘇省的一半，大體就是徐州南京一線地區，管理江北提督。江蘇省剩下的其餘一半，包括江南提督、江南水師提督、江蘇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歸江蘇巡撫控制。此外江寧城內的江寧將軍、江寧織造等均非兩江總督管轄，反而是監督兩江總督的。

同時，安徽江西巡撫在非戰時期不受兩江總督管轄。而且清政權一般採取雙線體系，總督是漢族，則巡撫多安插滿蒙官員作為平衡。

所以，兩江總督看起來風光，實際只能管轄江北提督及控制半個江蘇省約5000綠營軍隊。

因此，清代總督與唐代節度使完全不同。

唐節使在安史之亂后皇帝已失去控制權，所以反判自立者眾。滿清表面還維持著大一統，總督滿人居多，離心者少，反判自立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