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望明月，就望見了詩和遠方天地人間的對月哲思

當金風薦爽，丹桂香飄，月圓中天，銀蟾光滿，玉露生涼，古往今來的文人騷客留下了無數美妙的詩詞華章，《全唐詩》中詠八月十五的中秋詩篇超過百首，《全宋詞》中，更達一百五十闋之多，典雅生動、詩情畫意、歷久彌新……在浩瀚的中秋賞月詩文作品中，最著名的當數蘇東坡的《水調歌頭》，詞人借望月懷人，寄託了一個智者在人生逆旅中，在詩意中秋裡的曠達堅韌與哲思頓悟。

中秋望明月，就望見了詩和遠方。如果要把錦繡旖旎、蕩氣迴腸、相思情濃的中秋詩詞做一次排序的話，最著名的當數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全詞幾乎包含了中秋詩文的所有審美因素：酌酒、賞月、祈福、懷人、賦詩，句句皆佳，標識性地體現出蘇詞飄逸曠達而又豪邁的風格，堪稱詞中“天問”。如果以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中秋節創作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為縱向時間座標，來賞析這首望月懷人之作，自然為詞人清麗雄闊、意境深邃、優美如畫、情韻兼勝，境界壯美的千古絕唱所傾倒。而如果以蘇東坡命運多舛的滄桑人生，波譎雲詭的政治生態，哲思鼎沸的蘇子宏文，曠達自適的性格特徵作橫向審視，不難發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是智慧詞人蘇東坡，在中秋節勘破人生的一次月下頓悟。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評曰：“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熙寧九年（1076年），時年41歲的蘇東坡，韶華已逝，青春早已散場，經歷人生匆匆聚散，飽嘗塵世種種煙火，已經承擔歲月帶給他的滄桑：母親程氏在他22歲進士及第的同年病逝，髮妻王弗在他30歲時亡故，父親蘇洵在蘇軾31歲時卒於京師，兄弟加知己的蘇轍已有多年未曾晤面，可謂“今日月圓人未圓”。36歲時因與宰相王安石政見相左，蘇東坡被迫遠離“高處不勝寒”的政治漩渦，貶謫轉任開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密州知州，親人離別，政治失意的蘇東坡八月十五中秋對月，不無惆悵，酒入愁腸，思緒翩翩，把酒望月馳騁想象，因月而生天上之奇想，對月而感人間之滄桑。

“任何涉入一條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這裡的水來自何方，它為什麼這樣流淌”，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埃弗裡特·M·羅傑斯如是說。蘇東坡堅韌性格的自我塑造，月下曠達頓悟的豁然開示，絕非偶然，早在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就有表露，在呈與當朝的《晁錯論》中，就留下了“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的宣言。是年宏文《留侯論》中，其黃鐘大呂兮，巨響隆隆焉，再次明志：“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逆境人生方略。

海明威說“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勘破“悲歡離合”“陰晴圓缺”的才情東坡，“立大事者”“其志甚遠”的詞人，“不知更幾百年才出”的“如此人物”（王安石語），此時已經無所畏懼，仕途的逆旅、思念親人的惆悵，“行拂亂其所為”的坎坷遭逢，已經“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焦慮、躊躇、驚詫、痛苦、彷徨、沮喪、迷茫的情緒頓時“灰飛煙滅”，暢快地發出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企盼。

勘破“悲歡離合”的人生，參透“陰晴圓缺”的因果，讓往後餘生的蘇東坡就像“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適語），從容面對嫉賢害能者流言誹謗陷害而入獄103日的“烏臺詩案”，東山再起仕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龍圖閣大學士，坦然自適平生遭貶17次，歷典八州，身行萬里半天下。逆境中，他寵辱不驚，去留無意，“一蓑煙雨任平生”，獨對厄運，他舉重若輕，大無大有，“也無風雨也無晴”，不僅沒有被厄運打倒，反而以其達觀和智慧，在升沉之間求得超越與昇華。

就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生命行將盡頭之時，蘇東坡依然賦詩自嘲貶謫：“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林語堂這樣評價蘇東坡的絕世才情：“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月夜徘徊者……”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可謂智慧蘇東坡月下豁然頓悟之豪放傑作，揭示了詞人第一次被貶之後，從困惑、反思到曠達頓悟的心路歷程，是詞人人生哲學、政治理想和藝術追求的突圍指引，是詞人文風由年少輕狂、丰神情韻轉向曠達超越、筋骨思理，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難怪宋人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中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了！

其實大家對宋詞的風格劃分一直有個誤解，喜歡分得界限清晰。

實際上文學本來就是感性的，不能說一個作家被劃分到豪放派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豪放的風格。比如辛棄疾也會有婉約的作品，柳永、李清照也有豪放的作品，不能一概而論。

蘇軾被劃分到豪放派，主要是因為那首《念奴嬌·赤壁懷古》。而這首《水調歌頭》我倒認為偏婉約風格，主要抒發了他後來的一種人生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