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好說。雖然安西離長安遠，但難不倒活人。

1.屯田。安西是邊疆。自古以來，華人就發明了戍邊屯田的模式。平時種地，戰時參軍，非常好的固守邊疆的制度。

2.賦稅。安西都護府在軍事、外交、政治、經濟上都有很大的自主權。唐朝本就實行稅賦三分，地方財權較大。安西都護府會定期給各國發稅帖收稅。

3.商業。安西都護府控制絲綢之路，可以透過發展市場獲利。唐朝對商業持非常開放的態度。

以上是三種途徑，但作用依次遞減。

關於唐朝軍事史的問題，小弟還是有一點點發言權的。

唐朝安西、北庭都護府是一個長期保持的建制，一直到後來建立節鎮之後，仍舊保留了相應的官職，只是採取了兼職的形式。

唐朝進軍西域，是一個過程，最早是唐太宗滅亡高昌，當時的西域軍隊的供應，採取的是戰時後勤，見《舊唐書·褚遂良傳》：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

也就是說，透過河西走廊的諸州，採取“飛芻輓粟”，也就是作為後勤基地直接運輸糧草的方式，滿足徵高昌的野戰軍的需求。

而在所謂的“戍所”，軍糧則有兩個方式籌措，一為軍屯、民屯，即屯田；另一為用布帛交換，也稱“和糴”。

日後的西域駐軍，和糴所需的布帛則來自於河西地，這部分東西並非經兩京發運，而是透過戶部度支官的排程，直接由各州輸送至邊郡的集結點，在開元天寶年間，清河郡（貝州）是東北藩鎮供軍的集結點，號稱“天下北庫”。

西方的河西、西域方向，集結髮運點則是涼州、秦州，尤其是涼州，更是樞紐中的樞紐。

在《儀鳳三年（678年）十月度支奏抄，四年金部符》中對於集中在涼州的庸調布帛運送伊州、瓜州做出了要求，每年將4萬段布帛作為貯存物品運往二州，具體的方法是：

從涼州派遣官典（官物運輸押運官），發給遞牒，根據遞牒在涼州總管府管區內派出傳馬和腳伕，運送到目標地，這個過程是經過沿途各縣所轄的傳馬坊接力運輸。

不僅如此，運至西州、庭州及安西方面的布帛，也是在涼州發運，透過派出“送庭州帛練使”，從沙州敦煌縣傳馬坊至伊州坊，都是採用這種傳馬坊的遞運方式。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唐太宗、唐高宗時代，唐朝在西域的出征“行軍”和鎮守的“鎮戍”的人數一直並不多，基本上涼州官馬發運就足夠使用，之後，安西四鎮又沒於吐蕃，都護府喪失，也就無所謂後勤了。

到了延載元年（694年），王孝傑統帥唐軍重奪安西四鎮，在龜茲重建安西都護府，此時，唐軍在安西的兵力達到了3萬人，此後唐朝在西域的常駐軍事存在不斷增長，直到達到開元天寶年間的水平。

此時，安西、北庭、河西三鎮的每年和糴米100萬段布帛，衣物薪俸要170萬段布帛，約佔全國軍事支出的30%。

此時除了布帛本身之外，運輸大量貨品的運費也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所以在涼州開始發運的軍資，開始採取軍鎮，即目的地所在的折衝府武官趕赴涼州擔任押運官（行綱），此時具體的押運隊伍則往往採取轉包商隊的方式。

事後的發展，則甚至連押運官都不再趕赴涼州，而是建立以軍將為主要管理者的“長行坊”進行接力運輸和沿途發賣。

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各個節度使開始兼任長行使、轉運使，來自行處理軍鎮的軍資供應和運輸工作，而當中原生產的布帛運到了西域，西域湧入的大批胡商，雖然按照唐律規定嚴格禁斷胡商入蕃貿易，但是西域商業的繁榮不可遏制地出現，甚至在公元8世紀左右，將西域貿易最流行的銀幣驅逐出了市場，而是以開元通寶（銅幣）和帛練替代之，在契約中的一般計價品已經變成了熟絹。

也正是藉助西域繁榮的商業，唐軍在西域的軍人才能夠足食、足兵。

安西都護府是大唐帝國在西北地區設定的行政機構。他主要管轄的地方是西域，相當於今天的新疆和中亞一帶，安西都護府的管轄範圍非常的遼闊，管轄面積有300多萬平方公里。雖然管轄範圍很大，但是唐朝的駐軍卻不多，只有2萬多人。

與中原有近萬里的距離，顯然不可能從關內徵糧解運。如果是就地徵收的話，西域小國太多，這些小國能否按時交夠足額的稅收是一個問題。

根據考古出土的文書顯示安西四鎮不同於一般的府州。唐朝在西域的鎮守軍可以直接向當地百姓徵收稅賦，鎮守軍內部應該有一個嚴密完善的徵稅機構。他們任務明晰事務繁複，而且在管理上逐層對應，只有這樣唐朝才可以建立起強大的後勤供應系統。如何徵稅呢？部分學者認為西域諸國臣服於安西都護府，徵收稅務的命令下傳到西域諸國後，他們聽從命令。

另外，除了稅收還有屯田。唐朝迫於兩萬將士的糧食補給問題，保證糧食供給，降低調糧運輸成本。力行屯田政策。 是實施屯田，為駐軍提供後勤供給保障，安西都護府還在櫃求進行大規模的屯田，重視河渠的管理。推動屯田地區的社會發展也在一定稱帝上解決了將士的後勤補給問題。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貞觀十四年，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其部隊“安西軍”，堪稱大唐的精銳騎兵。安西都護府對西域直接統治長達150年，漫漫黃沙天，有時候生存比戰爭更可怕。

安西都護府的補給主要來自河西。根據《舊唐書·褚遂良傳》記載：

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雲：“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靡費中華，以事無用？

意思是唐朝為向高昌運糧，強制徵用河西百姓從事苦役。在河西供役之年，呈現出十室九空的狀態，這樣的狀況五年都難以恢復。因此褚遂良以為，不可為經營高昌，而使河西如此疲敝，於是上書太宗，寧可暫棄高昌，也要先經營河西。

有了大後方，唐朝又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防務。

一是發兵鎮守，“陛下每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

二是募兵戍守，“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聽自首以應募”。

三是徙犯罪之人充實，“春正月辛未，詔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為戶；流人未達前所者，徙防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