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40年代，法西斯德國、義大利、日本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最黑暗的年代。在歐洲、亞洲、非洲他們的野心在不斷的膨脹，愛好和平的人們自覺的組織在一起，不斷地對法西斯統治進行不懈地抗爭。

尤其是在被佔領區，各式各樣的敵後游擊戰更是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相對於大場面的對陣廝殺，我更喜歡機動靈活的戰術。

一是它最能體現全民族的正義性。在抵禦外辱和拒敵於國門之外方面，它最能凝聚和集中體現一個民族的不屈不撓，無論是農民、手工業者、教師，還是老人、婦女、兒童，為了一個目標，達成最大的團結。

二是它最能體現民眾的最大智慧。在武器落後，甚至是手無寸鐵的情況下，民眾的聰明才智發揮出最大能量。他們搞情報、搞破壞、懲處漢奸等等，讓敵人不得安生，疲於應付。

更為重要的是，單從戰術角度，這是一場以弱擊強，以小博大的“智謀”較量。他們積小勝為大勝，設計出許多膾炙人口的戰法，讓軍事迷們拍案叫絕，更讓敵人摸不清頭腦，處處捱打。

但是，東西方國家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特性不同，也就造成了游擊戰法上有許多本質上的區別。大家都知道的法國抵抗運動堅持了5年，雖然開展的轟轟烈烈，但是在組織領導、戰略戰術思想和鬥爭效果上與我們有著較大的區別。

首先，在組織領導方面的差異。

德國卷擊法國，政府投降，建立了維希政府。只有逃到英國的戴高樂將軍領導著國內的抵抗運動，開展對佔領軍的襲擾、破壞活動。然而，看似一支相當壯大的隊伍，從地區和政治上劃分，其組織複雜而不完整，其實就是一盤散沙。

導致其許可權往往不清楚，沒有明確的上下級，指揮混亂，各幹各的；部隊內部的交流很差，部隊之間的交流幾乎無從談起，更談不上相互配合作戰的問題。參加地下軍都是自願參加的愛國主義分子，並沒有系統的組織和發動民眾共同參與抵抗運動。

正是沒有一個統一領導和組織結構，使它的權威性和信任度得不到廣大民眾的認可和信任。再加上，他們經常“盲目”的行動，遭到報復和損失的往往又是廣大的平民大眾，致使在多數法華人眼中，這是一場游擊隊和德華人的鬥爭，他們只是一個旁觀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反觀東方戰場的敵後遊擊，在一個為勞苦大眾伸張正義的優秀政黨帶領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在艱苦的敵後並不利於大兵團作戰，於是採取“化整為零”的組織形式。但不是散而不聚，一旦戰鬥需要，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聚集在一起，這歸功於這個政黨的嚴密組織性和下級的絕對服從。

著名的敵後“武工隊”就是這種組織形式的典型。就像熱播劇《人間正道是滄桑》裡孫紅雷扮演的楊立青在“無奈”當上了軍事教員後，帶著一幫學員到戰場上去實踐，要兵沒有，要地盤沒有地盤。怎麼辦？

他做了20幾個印章發給每個學員，自己去發展，這就是武工隊。既要指導民眾去堅持武裝鬥爭，更是抗戰宣傳隊，他們發動群眾的能力超級強。20個學員工作不到一個月就拉出了近2000人的隊伍，要說組織能力，我們敢說第二，就沒有人敢說第一。

其次，戰略戰術思想有本質區別。

法國抵抗運動，由於沒有上下統一的組織機構，一直不成規模，經常性的被德軍突破。他們的戰術思想更多的是被動執行，按照盟軍的要求來開展工作，主要是提供最精確的情報；當然，他們在特工人員的指導下破壞鐵路幹線、橋樑等重要設施。以此牽制德軍部隊向戰場運動。

當然，他們形成不了戰鬥力根本原因是離不開城市。雖然他們也會城外或山區建立小型根據地，但大多數還是以襲擊城市中的目標為主。這就造成他們在戰鬥中迴旋餘地較少，導致經常敗多勝少，傷亡慘重。

也就是到了二戰後期，盟軍的指導和援助，才讓抵抗運動有些起色和規模。尤其是大軍壓境之下，德軍守將不願落下毀壞城市的罵名，繳械投降。否則，巴黎的抵抗運動是無法與德軍抗衡的。

而我軍有著多年的遊擊經驗，特別是“農村包圍城市”、《論持久戰》、“ 儲存自己消滅敵人”等符合抗戰實際和行之有效的戰法，讓敵後建立起能長期堅守的根據地和同仇敵愾的全民抗戰。

最大限度的牽制了敵軍的有生力量，有效的支援了全國的抗戰。而且，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組織大規模的破襲戰、麻雀戰、地雷戰等等。這種主動出擊的遊擊作戰，將此戰術提高到一個新層次，昇華為至今仍被我軍堅持的積極防禦戰術。

當然，區別最大的還是實際效果。

由於前兩個方面的原因，法國地下軍除了傳遞情報，營救在法國上空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破壞交通設施等小規模的戰鬥外，幾乎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戰鬥。當然，也正是有法國地下軍蒐集和傳遞的情報，盟軍所獲得的敵人部署和兵力的情報，無疑比歷史上任何進攻部隊所掌握的都更為詳盡。

況且，在西方人的思維中，如果實力不如人，就會放棄面對面的硬拼。也就是戰爭後期舉行的全國規模的總罷工或反抗，作為對霸王行動的戰略性貢獻。很少有主動出擊殺傷敵人的有生力量和震懾傀儡政府。

而我軍自開展敵後抗日戰爭以來，堅持“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作戰十六字訣。在敵我雙方武器裝備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依然主動出擊，作戰12.5萬多次，消滅日軍達52.7萬餘人。

也就是說，日本陸軍兵力的60%以上被牽制在中國，相當於其南進兵力的三倍，使得日本近百萬關東軍、六七十萬派遣軍被牢牢地鉗制在中國。這樣的戰果，有力的支援全國的抗戰外，更是對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支援。

同樣，也獲得全世界對我軍敵後游擊戰的認可和佩服。如：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威爾納就曾讚揚：“二戰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游擊戰能夠像中國那樣，將其上升為一個戰略高度並很好的承擔了這個戰略任務”；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也曾指出“游擊戰的活力和力量的根本成因其實很簡單，這就是群眾的支援和群眾的參加。”

這樣的比較，可能因敵佔區的形勢和遊擊經驗的多少，讓此文顯得沒有多少說服力。但最能說明問題的和能夠體現這篇短文有些參考價值的，就是我軍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思想至今是我軍的法寶，是讓敵對勢力不容小噓的根本因素之一。

游擊戰一般是擾亂敵軍後方，打亂敵方戰爭秩序，配合己方正面作戰的戰略形式，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這是二戰中國戰場游擊戰的形態，平原游擊戰，山地戰，地雷戰地道戰許多經典戰例都是中國游擊戰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