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把“仁”解釋為“愛人”，是基於“親親”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仁音，人也，親親為大。”
《論語。學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愛人”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從愛自己的親人出發，是愛人的基礎，但是“為仁”不是僅止在“親親”上，而必須“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作為“為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廣到整個社會，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克已復禮曰仁，—日克已復禮，大下歸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認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常有誤。（我自已過去的解釋也不正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往往把“克己”與“復禮”解釋為平列的兩個相對的方面，我認為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謂“克己復禮”是說，在“克己”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內在品質，“克己”是要靠人對自身內在品質（即“愛人”的品德）的自覺：“禮”是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規範，它的作用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禮之用，和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規範必須是自覺的才有意義，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對“仁”和“禮”的關係，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雲禮雲，玉帛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乎哉！”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認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內在自覺性。有了“求仁”的內在自覺性，“我欲仁，斯仁至矣”，並實踐於日用倫常之中，這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了。“極高明”要求我們尋求倫理體系中的終極理念，“道中庸”要求我們把它實踐於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極高明”是分不開的。哪怕是尋求最低限度的倫理觀念的“認同”，也是和某種倫理體系的終極理念有著密切的聯絡的。如果說，孔子的“仁學”充分討論了“仁”和“人”（人道）的關係，還沒有來得及去充分討論“仁”與“天”（天道）的關係，那麼孟子在後一方面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說：“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心本仁，與“天心”本是相通的。對此朱烹說得更明白，他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己矣。”
此則從“天心”本“仁”，而說“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與“天心”實是相貫通的，因此儒家的倫理學說實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學之上，故《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儒家這一“天人合一”思想無疑有其特殊的倫理意義，而貢獻於人類社會。
但是，如果我們把曾經支援中國兩千多年有關作人的道理的“仁學”（“仁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作為反動思想批判掉了，那麼我們的社會如何不混亂，如何還能不發生“精神危機”呢？從這裡看，對待傳統的倫理思想，我們只能繼承它、發展它，使之適合現今社會生活之要求，決不能拋棄它，而另外建立與之對立的“鬥爭哲學”。當然，在我們繼承“傳統”的同時，不僅應使“傳統”得到發展與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這也是中國的傳統），而且還應充分吸收一切適應我們社會發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倫理美德。
參考資料：
孔子作為多少年來古老中國的精神領袖與思想聖人，他所創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與血脈。雖然在當今的社會，已沒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話掛在嘴邊，作為行為、處事的準則，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澱為華人的一種深層文化心理，並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走向是一種內斂的發展方式。然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中的很多命題、範疇與孔子的思想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不僅是因為儒家文化經過朝朝代代的變更，已與孔子原初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出入，也是因為我們在不斷吸收其他領域的文化，對我們固有的思想形成一種衝擊。
當今社會利益衝突、物質氾濫，人們對於自身的關懷和對他人的仁愛觀念越來越淡，很多中國傳統的思想美德流於形式，甚至逐漸淪喪，不能不說是一件讓人為之捶胸頓足之事。在儒家文化影響極深的我們所謂“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為做人最基本的原則和禮儀。在現時代，眾多關於中國文化斷代、中國沒有精神支柱的說法日益廣泛之時，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為廣大華人尋找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頭。而我看，這一點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認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關於孝道的提法。因為這一點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親身體會，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這種思想在我們心中也在已經紮根，接受起來更為容易。像孔子當年的思想一樣，透過教育人們對自己父母慈孝的親子之愛，而層層外推，逐漸將著這愛推廣到社會每一個人的身上，讓人們學會“惻隱”和“不忍”，讓它成為化洽天下之誠愛。雖然愛有親疏、遠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們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愛的觀念，則很容易將社會中所有的人融合起來，激發人們對於本民族的內在的自豪感和責任感，使整個民族有了向心力，從而將社會中的所有人員維繫起來，維持社會的平穩、安定還有和諧。
當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於表面形式的地方，如嚴格的要求人們守三年之喪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對父母一味的服從等。雖然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對待孝道嚴肅、鄭重的態度，但在這些方面，我們當今的人們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繼承孔子的思想的主體部分，用變通的觀點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華，並將其運用到當今社會中，以求得社會更快的向前發展。
孔子的思想包羅永珍，作為他思想核心的“仁”的思想也是也就是他所認為的人的修養中的最高境界，是指導人們生活行動和衡量人們生活行為的最高準則。對於這個標準，孔子定的很高，他認為堯、舜都很難做到，自己更是不敢當，所以多數“仁”的思想只是作為一種理想的目標提出，只要求人們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而孝道被提為“仁”之根本的地位，也足見孔子對孝的思想的重視。況且，孝道也是在孔子思想中能夠被實現、被達到的一種行為，體現了人類發展中一種不可推卸的一責任。所以，即使是現在將孝道提出，規範人們的言語、行為，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意義的
孔子把“仁”解釋為“愛人”，是基於“親親”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仁音，人也，親親為大。”
《論語。學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愛人”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從愛自己的親人出發，是愛人的基礎，但是“為仁”不是僅止在“親親”上，而必須“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作為“為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廣到整個社會，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克已復禮曰仁，—日克已復禮，大下歸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認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常有誤。（我自已過去的解釋也不正確。）對“克己復禮”的解釋，往往把“克己”與“復禮”解釋為平列的兩個相對的方面，我認為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謂“克己復禮”是說，在“克己”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內在品質，“克己”是要靠人對自身內在品質（即“愛人”的品德）的自覺：“禮”是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規範，它的作用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禮之用，和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規範必須是自覺的才有意義，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對“仁”和“禮”的關係，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雲禮雲，玉帛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乎哉！”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認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內在自覺性。有了“求仁”的內在自覺性，“我欲仁，斯仁至矣”，並實踐於日用倫常之中，這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了。“極高明”要求我們尋求倫理體系中的終極理念，“道中庸”要求我們把它實踐於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極高明”是分不開的。哪怕是尋求最低限度的倫理觀念的“認同”，也是和某種倫理體系的終極理念有著密切的聯絡的。如果說，孔子的“仁學”充分討論了“仁”和“人”（人道）的關係，還沒有來得及去充分討論“仁”與“天”（天道）的關係，那麼孟子在後一方面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說：“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心本仁，與“天心”本是相通的。對此朱烹說得更明白，他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己矣。”
此則從“天心”本“仁”，而說“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與“天心”實是相貫通的，因此儒家的倫理學說實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學之上，故《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儒家這一“天人合一”思想無疑有其特殊的倫理意義，而貢獻於人類社會。
但是，如果我們把曾經支援中國兩千多年有關作人的道理的“仁學”（“仁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作為反動思想批判掉了，那麼我們的社會如何不混亂，如何還能不發生“精神危機”呢？從這裡看，對待傳統的倫理思想，我們只能繼承它、發展它，使之適合現今社會生活之要求，決不能拋棄它，而另外建立與之對立的“鬥爭哲學”。當然，在我們繼承“傳統”的同時，不僅應使“傳統”得到發展與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這也是中國的傳統），而且還應充分吸收一切適應我們社會發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倫理美德。
參考資料：
孔子作為多少年來古老中國的精神領袖與思想聖人，他所創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與血脈。雖然在當今的社會，已沒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話掛在嘴邊，作為行為、處事的準則，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澱為華人的一種深層文化心理，並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走向是一種內斂的發展方式。然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中的很多命題、範疇與孔子的思想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不僅是因為儒家文化經過朝朝代代的變更，已與孔子原初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出入，也是因為我們在不斷吸收其他領域的文化，對我們固有的思想形成一種衝擊。
當今社會利益衝突、物質氾濫，人們對於自身的關懷和對他人的仁愛觀念越來越淡，很多中國傳統的思想美德流於形式，甚至逐漸淪喪，不能不說是一件讓人為之捶胸頓足之事。在儒家文化影響極深的我們所謂“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為做人最基本的原則和禮儀。在現時代，眾多關於中國文化斷代、中國沒有精神支柱的說法日益廣泛之時，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為廣大華人尋找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頭。而我看，這一點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認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關於孝道的提法。因為這一點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親身體會，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這種思想在我們心中也在已經紮根，接受起來更為容易。像孔子當年的思想一樣，透過教育人們對自己父母慈孝的親子之愛，而層層外推，逐漸將著這愛推廣到社會每一個人的身上，讓人們學會“惻隱”和“不忍”，讓它成為化洽天下之誠愛。雖然愛有親疏、遠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們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愛的觀念，則很容易將社會中所有的人融合起來，激發人們對於本民族的內在的自豪感和責任感，使整個民族有了向心力，從而將社會中的所有人員維繫起來，維持社會的平穩、安定還有和諧。
當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於表面形式的地方，如嚴格的要求人們守三年之喪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對父母一味的服從等。雖然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對待孝道嚴肅、鄭重的態度，但在這些方面，我們當今的人們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繼承孔子的思想的主體部分，用變通的觀點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華，並將其運用到當今社會中，以求得社會更快的向前發展。
孔子的思想包羅永珍，作為他思想核心的“仁”的思想也是也就是他所認為的人的修養中的最高境界，是指導人們生活行動和衡量人們生活行為的最高準則。對於這個標準，孔子定的很高，他認為堯、舜都很難做到，自己更是不敢當，所以多數“仁”的思想只是作為一種理想的目標提出，只要求人們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而孝道被提為“仁”之根本的地位，也足見孔子對孝的思想的重視。況且，孝道也是在孔子思想中能夠被實現、被達到的一種行為，體現了人類發展中一種不可推卸的一責任。所以，即使是現在將孝道提出，規範人們的言語、行為，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