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央高層談及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時，多次強調的一個重要論斷。那麼，“變”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世界經濟重心在變：從北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上溯百年曆史，西歐諸國和北美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區發展中大國的整體性崛起，世界經濟重心開始由西向東、由北向南轉移。根據2017年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上釋出的資料，2017年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已佔全球的23%，與10年前佔比12%相比幾乎翻了一番，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已超過50%。與此同時，戰略家眼中“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的趨勢開始顯現：根據來自2018年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的資料，2017年東盟加中日韓經濟總量達21.9萬億美元，佔世界的27%，分別超過了美國和歐盟，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
世界政治格局在變：非西方化與多極化並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兩個層面演進並相互作用。一是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一戰”後隨著殖民體系瓦解，廣大亞非拉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奪奴役狀態，實現了政治、經濟獨立和國家自主發展。進入21世紀後，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大國，以可觀的經濟成就和未來可期的發展前景，備受矚目。根據2018年7月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資料：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二是多極化呈新態勢。冷戰結束後，世界形成“一超多強”格局，單極與多極也在不斷博弈。近30年過去了，多極化不斷推進，中國、俄羅斯、歐盟、印度等已成為重要的多極力量。經濟格局的變化推動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國間博弈和戰略競爭有所加劇，原有以大國協調為重要支撐的國際政治秩序面臨挑戰。
全球化程序之變：主要推動力量面臨重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歐企業佔據科技經濟絕對強勢的發展時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力量。因為他們可以藉助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以較低的成本獲得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人力和市場。待發展中國家透過“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獲得經濟起飛後，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國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國優先”為名的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甚囂塵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就會逆轉。從目前情況看，新興經濟體已成長為推動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發達國家也從長遠利益出發，支援多邊主義和全球化。全球化的推動力量正面臨重組。
科技與產業之變：機遇與挑戰並存。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舉凡世界強國，都是能將科技優勢轉化為產業和軍事優勢的國家。而以往的幾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均由大西洋兩岸國家唱主角，比如英國、美國。本世紀已現端倪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雖然創新力強大的美國仍擔綱主角，但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亦表現搶眼。比如，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湧現出一批領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導企業；在軟體製造行業，印度班加羅爾有“印度矽谷”之譽，生物技術也是印度優勢產業；俄羅斯則在國防、飛機制造、核產業方面保有傳統優勢。這些國家在發展科技方面的經驗，也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示範效應：發展中國家豐富的人力資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將會釋放出巨大能量。
全球治理之變：新興國家或成治理重要角色。一百年多來，以美英為首的大國一直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核心主體。但近年來，隨著世界格局變化，西方國家在國際治理中日益呈現“能力不足”“意願缺失”現象，比如在經濟領域，美國頻頻挑起貿易爭端，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在安全領域，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啟動退出《中導條約》，令全球安全形勢為之緊繃；在氣候治理領域，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使全球氣候治理面臨新挑戰。事實上，既有的治理核心主體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願，亦是百年未有之變。全球治理之變恰恰也為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並推動治理體系改革創造了難得機遇，它們有望躋身全球治理核心主體的行列，成為治理體系改革的中堅力量。
近來，“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央高層談及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時，多次強調的一個重要論斷。那麼，“變”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世界經濟重心在變：從北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上溯百年曆史，西歐諸國和北美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區發展中大國的整體性崛起，世界經濟重心開始由西向東、由北向南轉移。根據2017年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上釋出的資料，2017年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已佔全球的23%，與10年前佔比12%相比幾乎翻了一番，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已超過50%。與此同時，戰略家眼中“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的趨勢開始顯現：根據來自2018年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的資料，2017年東盟加中日韓經濟總量達21.9萬億美元，佔世界的27%，分別超過了美國和歐盟，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
世界政治格局在變：非西方化與多極化並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兩個層面演進並相互作用。一是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一戰”後隨著殖民體系瓦解，廣大亞非拉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奪奴役狀態，實現了政治、經濟獨立和國家自主發展。進入21世紀後，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大國，以可觀的經濟成就和未來可期的發展前景，備受矚目。根據2018年7月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資料：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二是多極化呈新態勢。冷戰結束後，世界形成“一超多強”格局，單極與多極也在不斷博弈。近30年過去了，多極化不斷推進，中國、俄羅斯、歐盟、印度等已成為重要的多極力量。經濟格局的變化推動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國間博弈和戰略競爭有所加劇，原有以大國協調為重要支撐的國際政治秩序面臨挑戰。
全球化程序之變：主要推動力量面臨重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歐企業佔據科技經濟絕對強勢的發展時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力量。因為他們可以藉助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以較低的成本獲得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人力和市場。待發展中國家透過“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獲得經濟起飛後，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國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國優先”為名的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甚囂塵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就會逆轉。從目前情況看，新興經濟體已成長為推動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發達國家也從長遠利益出發，支援多邊主義和全球化。全球化的推動力量正面臨重組。
科技與產業之變：機遇與挑戰並存。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舉凡世界強國，都是能將科技優勢轉化為產業和軍事優勢的國家。而以往的幾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均由大西洋兩岸國家唱主角，比如英國、美國。本世紀已現端倪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雖然創新力強大的美國仍擔綱主角，但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亦表現搶眼。比如，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湧現出一批領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導企業；在軟體製造行業，印度班加羅爾有“印度矽谷”之譽，生物技術也是印度優勢產業；俄羅斯則在國防、飛機制造、核產業方面保有傳統優勢。這些國家在發展科技方面的經驗，也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示範效應：發展中國家豐富的人力資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將會釋放出巨大能量。
全球治理之變：新興國家或成治理重要角色。一百年多來，以美英為首的大國一直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核心主體。但近年來，隨著世界格局變化，西方國家在國際治理中日益呈現“能力不足”“意願缺失”現象，比如在經濟領域，美國頻頻挑起貿易爭端，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在安全領域，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啟動退出《中導條約》，令全球安全形勢為之緊繃；在氣候治理領域，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使全球氣候治理面臨新挑戰。事實上，既有的治理核心主體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願，亦是百年未有之變。全球治理之變恰恰也為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並推動治理體系改革創造了難得機遇，它們有望躋身全球治理核心主體的行列，成為治理體系改革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