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滅吳之戰，是統一全國的戰爭，也是強者消滅弱者的一場戰爭。晉具有各方面的優勢，但仍經過長期準備，精心策劃，嚴密部署，終於迅速取勝。弱小的吳國面對強敵，反而輕敵大意，毫無有效全面的防備措施，結果一敗塗地。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的滅蜀，使司馬氏勢力進一步加強。鹹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馬昭病死，子司馬炎嗣相國、晉王位，繼掌魏國朝政。同年十二月，司馬炎廢魏元帝曹奐，自登皇位（即晉武帝），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改元泰始，都洛陽。這樣，魏滅蜀、晉代魏，變三國鼎立為晉與吳的南北對峙。
司馬昭曾有滅蜀之後三年就滅吳平天下的設想，但滅蜀後，因師老民疲，又缺乏滅吳所必不可少的一支強大水軍，滅吳之舉暫停。司馬氏轉而採取措施整頓內部，如任用賢能，廢除苛法，減免賦役，勸課農桑，興修水利，以此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經濟，加強實力基礎。司馬氏還特意厚待歸降的蜀國君臣。如封劉禪為安樂公，後來還徵用諸葛亮孫諸葛京“隨才署吏”，其他蜀國降臣封侯者有50餘人，以此穩定巴蜀之眾，又示意東吳，收買吳華人心。晉代魏後，晉帝司馬炎又遣使與吳講和，作緩兵之計。但與此同時，司馬炎抓緊時間，開始作進攻吳國的軍事準備。
晉泰始五年（269年），晉武帝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守襄陽（今湖北襄樊）；衛奡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今山東臨淄北）；司馬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以這些地區作為進軍的基地。羊祜是極力主張並參與密謀滅吳的主要大臣之一，他曾在襄陽與東吳名將陸抗對峙，善施恩惠，如主動送還吳軍俘虜、吳國禾麥、吳人射傷的禽獸等，使“吳人翕然悅服”。吳人北來歸降者不絕。
泰始八年（272年），司馬炎以王浚為益州刺史，密命他製造大船，訓練水軍，“為順流之計”。王浚遂著手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一支強大的水軍在長江上游逐漸建立起來了。
正當晉朝國力日盛，積極準備平吳的時候，江東的孫吳卻是每況愈下。早在孫權晚年，由於賦役苛重，吳華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已有所發展，社會矛盾加劇。晚年的孫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搞得朝臣人不自安。孫權死後，圍繞繼位和權力問題，引發了一連串的宮廷內爭和帝位更迭，進一步加劇了吳國的混亂。及至吳元興元年（264年），孫權之孫烏程侯孫皓被迎立為帝后，情況更加不可收拾。孫皓昏庸無道，即位後盡情享樂，好酒色，興土木，搞得吳國“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人民揭竿而起，朝臣離心離德。孫皓對西晉的威脅，毫無戒心，有時也派兵攻晉，但多因草率而無功。他迷信長江天險可保平安，從未認真在戰備上下功夫。名將陸抗覺察到晉有滅吳的意圖，曾不止一次上疏要求加強備戰，他還預見到晉兵會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特別要求加強建平（今湖北秭歸）、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西陵峽口）的兵力。王浚在蜀造船所剩碎木順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之以呈孫皓說：“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孫皓對陸抗、吾彥的建議和警告，一概不予重視。
陸抗也在憂慮中死去。吳國的衰落，孫皓的昏庸，為晉的順利滅吳，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咸寧五年（279年），王浚、杜預（時羊祜已死）以吳主孫皓“荒淫兇虐”，上書建議司馬炎“宜速征伐”，舉兵平吳。
司馬炎即於這年十一月開始了平吳的大進軍。
晉軍基本上按羊祜生前制定的作戰計劃，分六路出擊：鎮軍將軍、琅玡王司馬伷自駐地下邳向塗中（今安徽滁河流域），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由和州出擊），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方向進攻，平南將軍胡奮出擊夏口（屬今湖北武漢市），鎮南大將軍杜預自駐地襄陽進軍江陵（今湖北江陵），龍驤將軍王浚、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順江流而下。晉軍東西凡20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眾軍。為了協調行動，司馬炎命王浚的軍隊下建平時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即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時受王渾指揮。晉軍分路出擊，意在迅速切斷吳軍聯絡，各個擊破，其中西面晉軍主攻，東面晉軍牽制吳軍主力，最後奪取吳都建業。
這年十二月，王浚、唐彬率軍7萬沿江而下。明年（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克丹楊（今湖北秭歸東），尋進逼西陵峽。吳軍於此設定鐵鎖橫江，又作鐵錐暗置江中，以為以此即可阻止晉軍前進，竟不派兵防守。王浚早已預作大筏數十個，縛草為人，立於筏上，使水性好計程車卒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即著筏而去，又用大火燒融鐵鎖。晉軍順利排除了障礙，一路勢如破竹，進克西陵，繼克夷道（今湖北宜都）、樂鄉（今湖北松滋東北，長江南岸）。
與此同時，杜預率領的晉軍，幾乎兵不血刃，奪取了江陵，胡奮克江安（今湖北公安西北），所到之處，大多不戰而勝。
隨即司馬炎又命王浚為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要他和唐彬率軍繼續東下，掃除巴丘（今湖南嶽陽），“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同時命杜預南下鎮撫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陽（今湖南郴縣）、衡陽（今湖南湘潭西）。於時王浚遵命即克夏口，與王戎聯軍奪取武昌，隨後又“泛舟東下，所在皆平”。至此，晉軍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長江上游地區。
至於東面，太康元年正月，主渾率晉軍已抵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一帶，準備渡江進逼建業。吳主孫皓慌忙異常，急令丞相張悌率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等率兵3萬，渡江迎擊。結果晉軍大勝，臨陣斬殺張悌、沈瑩、孫震等吳將士5800人。吳國上下大震。王渾率軍逼近江岸，部將建議他乘勝直搗建業。但王渾以司馬炎只命他守江北，拒納建議，停軍江北，等待王浚。這時琅玡王司馬伷的晉軍也進抵長江，威脅建業。
三月，王浚軍東下抵達三山（在今江蘇南京市西南）。吳主孫皓遣遊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抵禦，但吳軍毫無鬥志，“望旗而降”。孫皓企圖再湊2萬兵眾抵抗，這些士眾卻於出發前夜，即盡逃亡。至此，吳國已無兵可守。各路晉軍兵臨建業。孫皓用大臣薛瑩、胡衝計，分別遣使奉書於王浚、司馬伷、王渾處求降，企圖挑撥離間。按司馬炎原先的規定，這時的王浚晉軍應由王渾節度，而王渾屯兵不進，又以共同議事的名義，也要王浚停止進軍。但王浚不顧王渾阻攔，於三月十五日以戎卒8萬，方舟百里，鼓譟而進建業。吳主孫皓面縛出降於王浚軍前，吳亡。晉統一全國。
晉滅吳之戰，是統一全國的戰爭，也是強者消滅弱者的一場戰爭。晉具有各方面的優勢，但仍經過長期準備，精心策劃，嚴密部署，終於迅速取勝。弱小的吳國面對強敵，反而輕敵大意，毫無有效全面的防備措施，結果一敗塗地。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的滅蜀，使司馬氏勢力進一步加強。鹹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馬昭病死，子司馬炎嗣相國、晉王位，繼掌魏國朝政。同年十二月，司馬炎廢魏元帝曹奐，自登皇位（即晉武帝），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改元泰始，都洛陽。這樣，魏滅蜀、晉代魏，變三國鼎立為晉與吳的南北對峙。
司馬昭曾有滅蜀之後三年就滅吳平天下的設想，但滅蜀後，因師老民疲，又缺乏滅吳所必不可少的一支強大水軍，滅吳之舉暫停。司馬氏轉而採取措施整頓內部，如任用賢能，廢除苛法，減免賦役，勸課農桑，興修水利，以此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經濟，加強實力基礎。司馬氏還特意厚待歸降的蜀國君臣。如封劉禪為安樂公，後來還徵用諸葛亮孫諸葛京“隨才署吏”，其他蜀國降臣封侯者有50餘人，以此穩定巴蜀之眾，又示意東吳，收買吳華人心。晉代魏後，晉帝司馬炎又遣使與吳講和，作緩兵之計。但與此同時，司馬炎抓緊時間，開始作進攻吳國的軍事準備。
晉泰始五年（269年），晉武帝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守襄陽（今湖北襄樊）；衛奡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今山東臨淄北）；司馬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以這些地區作為進軍的基地。羊祜是極力主張並參與密謀滅吳的主要大臣之一，他曾在襄陽與東吳名將陸抗對峙，善施恩惠，如主動送還吳軍俘虜、吳國禾麥、吳人射傷的禽獸等，使“吳人翕然悅服”。吳人北來歸降者不絕。
泰始八年（272年），司馬炎以王浚為益州刺史，密命他製造大船，訓練水軍，“為順流之計”。王浚遂著手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一支強大的水軍在長江上游逐漸建立起來了。
正當晉朝國力日盛，積極準備平吳的時候，江東的孫吳卻是每況愈下。早在孫權晚年，由於賦役苛重，吳華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已有所發展，社會矛盾加劇。晚年的孫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搞得朝臣人不自安。孫權死後，圍繞繼位和權力問題，引發了一連串的宮廷內爭和帝位更迭，進一步加劇了吳國的混亂。及至吳元興元年（264年），孫權之孫烏程侯孫皓被迎立為帝后，情況更加不可收拾。孫皓昏庸無道，即位後盡情享樂，好酒色，興土木，搞得吳國“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人民揭竿而起，朝臣離心離德。孫皓對西晉的威脅，毫無戒心，有時也派兵攻晉，但多因草率而無功。他迷信長江天險可保平安，從未認真在戰備上下功夫。名將陸抗覺察到晉有滅吳的意圖，曾不止一次上疏要求加強備戰，他還預見到晉兵會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特別要求加強建平（今湖北秭歸）、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西陵峽口）的兵力。王浚在蜀造船所剩碎木順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之以呈孫皓說：“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孫皓對陸抗、吾彥的建議和警告，一概不予重視。
陸抗也在憂慮中死去。吳國的衰落，孫皓的昏庸，為晉的順利滅吳，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咸寧五年（279年），王浚、杜預（時羊祜已死）以吳主孫皓“荒淫兇虐”，上書建議司馬炎“宜速征伐”，舉兵平吳。
司馬炎即於這年十一月開始了平吳的大進軍。
晉軍基本上按羊祜生前制定的作戰計劃，分六路出擊：鎮軍將軍、琅玡王司馬伷自駐地下邳向塗中（今安徽滁河流域），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由和州出擊），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方向進攻，平南將軍胡奮出擊夏口（屬今湖北武漢市），鎮南大將軍杜預自駐地襄陽進軍江陵（今湖北江陵），龍驤將軍王浚、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順江流而下。晉軍東西凡20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眾軍。為了協調行動，司馬炎命王浚的軍隊下建平時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即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市）時受王渾指揮。晉軍分路出擊，意在迅速切斷吳軍聯絡，各個擊破，其中西面晉軍主攻，東面晉軍牽制吳軍主力，最後奪取吳都建業。
這年十二月，王浚、唐彬率軍7萬沿江而下。明年（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克丹楊（今湖北秭歸東），尋進逼西陵峽。吳軍於此設定鐵鎖橫江，又作鐵錐暗置江中，以為以此即可阻止晉軍前進，竟不派兵防守。王浚早已預作大筏數十個，縛草為人，立於筏上，使水性好計程車卒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即著筏而去，又用大火燒融鐵鎖。晉軍順利排除了障礙，一路勢如破竹，進克西陵，繼克夷道（今湖北宜都）、樂鄉（今湖北松滋東北，長江南岸）。
與此同時，杜預率領的晉軍，幾乎兵不血刃，奪取了江陵，胡奮克江安（今湖北公安西北），所到之處，大多不戰而勝。
隨即司馬炎又命王浚為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要他和唐彬率軍繼續東下，掃除巴丘（今湖南嶽陽），“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同時命杜預南下鎮撫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陽（今湖南郴縣）、衡陽（今湖南湘潭西）。於時王浚遵命即克夏口，與王戎聯軍奪取武昌，隨後又“泛舟東下，所在皆平”。至此，晉軍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長江上游地區。
至於東面，太康元年正月，主渾率晉軍已抵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一帶，準備渡江進逼建業。吳主孫皓慌忙異常，急令丞相張悌率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等率兵3萬，渡江迎擊。結果晉軍大勝，臨陣斬殺張悌、沈瑩、孫震等吳將士5800人。吳國上下大震。王渾率軍逼近江岸，部將建議他乘勝直搗建業。但王渾以司馬炎只命他守江北，拒納建議，停軍江北，等待王浚。這時琅玡王司馬伷的晉軍也進抵長江，威脅建業。
三月，王浚軍東下抵達三山（在今江蘇南京市西南）。吳主孫皓遣遊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抵禦，但吳軍毫無鬥志，“望旗而降”。孫皓企圖再湊2萬兵眾抵抗，這些士眾卻於出發前夜，即盡逃亡。至此，吳國已無兵可守。各路晉軍兵臨建業。孫皓用大臣薛瑩、胡衝計，分別遣使奉書於王浚、司馬伷、王渾處求降，企圖挑撥離間。按司馬炎原先的規定，這時的王浚晉軍應由王渾節度，而王渾屯兵不進，又以共同議事的名義，也要王浚停止進軍。但王浚不顧王渾阻攔，於三月十五日以戎卒8萬，方舟百里，鼓譟而進建業。吳主孫皓面縛出降於王浚軍前，吳亡。晉統一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