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表示法家、儒家、墨家都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不應誘導性的說法家好，儒家與墨家不好。儒墨法三家各有所長，皆我中華瑰寶，去其糟糠，取其精華，則成中華傳統文化了。

孫先生刪除以上兩個情節，對故事整體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對於教育當代人正確認識中華傳統文化有客觀的幫助。亂世用法家、盛世用儒家、科教用墨家，如果能三家精華盡取而糟糠盡除，那麼無論亂世還是盛世，皆用三家學問，則中國永遠文武並重，法德兼治，文化與科技共榮，如此則是中國的大幸！

這2段辯論本是非常精彩的點睛之筆！我們先來看看如何精彩：

==衛鞅與孟子辯論精華摘錄==

衛鞅：惡，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惡，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財貨土地之爭奪。生而貪慾，才有盜賊暴力與殺戮。生而有奢望，才有聲色犬馬。人性之惡必以律法而後正。以法治防範惡意，以法治疏導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將治世之功歸於人性之善，將亂世罪孽歸於法墨兵三家，無非是 要重申仁政、人治與復古之論，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縱容惡行，矇蔽幼稚，真正的大偽之言！

==秦孝公與墨家弟子辯論精華摘錄==

秦孝公慨然道：“亂世求治，不動刑殺，雖聖賢不能做到。事之癥結，在於殺了何種人？如何殺之？秦人起於西陲，悍勇不知法制，私鬥成習，遊俠成風，疲民橫行鄉里，良民躬耕不寧。輒逢夏灌，舉族械鬥，死傷遍野，渠路皆毀，大損耕作。當此之時，不殺械鬥之主謀、兇犯及遊俠刁民，何能平息民憤安定秦國？墨家但知決刑七百，可知裹入仇殺械鬥者何止千萬？其二，渭水決刑，乃依法刑殺。法令頒佈於前，疲民犯法於後，明知故犯，挑釁國法，豈能不按律處決？墨家作為一個學派，尚有私刑加於弟子，秦國乃一國家，何能沒有法令刑殺？向聞墨家行事周嚴，可否舉出不當殺之人？”

“嬴渠梁有幸聆聽了墨家的《憂患歌》，令人為之下淚。多少年來，我秦國庶民正是寒者不得衣，飢者不得食，亂者不得治，勞者不得息，鰥寡無所依，道邊人悲啼。惟其如此，秦國才需要變法改制，富民強國。如今秦國力行變法，舉國振作，農人力耕，百工勤奮，商市通達，貧寒稍減，變法已經初見成效。如此大功，舍衛鞅其誰？衛鞅一介書生，身懷救國救民之壯志，走遍秦國山野，晝夜操勞不息，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方有今日秦國之氣象。此等才華，此等胸襟，此等大善，此等大義，相比於墨家口頭高喊兼愛、胸中實無一策之迂闊，何異於天差地別？墨家自命救世，卻只著力於斡旋上層，揚湯止沸；實則隱居深山，遠離庶民，於國於民，何曾有溫飽之助？反之，卻對衛鞅這等真正救世之才橫加指責，肆意歪曲，必欲殺之而後快。如此偏執，如此狹隘，如此名實相違，豈非徒有其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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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吧！

但是如此犀利的辯詞必然會刺激某些人的神經，再加上歷史上很可能並沒有衛孟之辯，根據是衛鞅比孟子大12歲。被稽核部門的偽道士刪掉是必然的。

而秦孝公與墨家之辨本是墨子設的局，《大秦帝國》原著對墨子還是很尊敬的。

其實，不管這2場辯論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孫老師的作品準確地揭示了“依法治國”是秦國強大的根本。儒家的“性本善”和所謂仁政容易縱容惡行，墨家的俠客作風容易偏離客觀和事實真相，所以儒家和墨家都不能作為治國的根本大法。

當然，儒家和墨家也並不是一無是處。

儒家的精髓有利於個人修身養性；

墨家思想比較適合治學和培養工匠精神。

就治國而言，不外乎為政三法：道家無為不治、儒家有為德治、法家嚴刑峻法。道家治國通俗講就是太上出世、相互隔離的各國無政府主義，這是老子的小國寡民理想主義願景，在現實社會是行不通的。墨家治國更像是遊俠騷擾管制的江湖，對政府沒有實質性的定義。不妨對比下現代政治哲學，西式民主說白了就是叢林規則，部落黨爭、輪流坐莊，如此政府既無職責、也無功效可言，就像米國政府一樣，她的功能不在治國而在於兩黨團體賽取勝和取勝後一起去折騰他國。

《大秦帝國》劇作者是個學法出身的作家，邏輯思辨有餘、此處的辯證思維不足。衛鞅與孟子的辯論顯然不符對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學解讀，不妨對孫先生想象的衛鞅論法略作分析：

衛鞅：惡，人之本性。

論證一開頭前提就錯了，確切點說是不符合事實。善惡、對錯乃人為的觀點發明，自然本無善惡，豈有人性本惡之說？？前提出錯，其餘論證不攻自破。

因人性有惡，才有法度。

說不好聽一點，這分明是意識形態受了西方神學的穿越左右，先設定一個假前提，再做對自己論點有利的論證。退一步講，即使人性顯惡，法度亦非唯一對策，不是還有人為之德嗎？

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財貨土地之爭奪。生而貪慾，才有盜賊暴力與殺戮。生而有奢望，才有聲色犬馬。

沒錯，但不可忽略好利貪財也包括建功立業為百姓造福，就像資本主義斂財做慈善道理是一樣的。自私自利的言行不可一概而論，動機並非全是作惡。

人性之惡必以律法而後正。以法治防範惡意，以法治疏導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

姑且不追究善從何來？孟子既不是啞巴，孫皓暉、衛鞅也不會不知孔子關於德治高於法治的論述吧？

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將治世之功歸於人性之善，將亂世罪孽歸於法墨兵三家，無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與復古之論，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縱容惡行，矇蔽幼稚，真正的大偽之言！

抬高法家不必打擊儒家，更不可肆意汙衊儒家亞聖。沒聽說過孟子把亂世罪孽歸於法墨兵三家；孟子的性善論並非本善而是向善；仁政、德治並非否定法治，更不是什麼現代人發明的無厘頭說法，人治。

此地絕非貶低法家商鞅，相反，我和劇作者一樣認為商鞅是華夏民族的大英雄。他的決志變法使西戎弱秦成長為一個強國霸權，最終實現了華夏文明從分裂重新走向統一的偉大功業。商鞅、秦孝公、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得到應得的地位。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鮮有的精通道家、儒家和法家的全才。道家出世無為、儒家仁政教育做人、法家嚴政富國做強，在禮壞樂崩、亂世爭雄的春秋戰國，法家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強國之策，也必然是華夏文明的歷史選擇。如果該劇不刪商鞅對孟子的辯論，孫先生應該修正對儒家法家哲學的定位，辯證地區分法家應勢做強、儒家待時做人的治國思想，繼而寫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精彩、合理的應有風範。

首先大秦帝國三部曲都是根據小說編寫的，所以在劇情上有些情節沒有史料作為依託。其次就是，無論是商鞅與孟子的辯論或者是孝公和墨家的辯論，無論哪一方獲勝，都有貶低某家或獨尊某家的嫌疑，與當下社會文化發展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