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晉】陶淵明《飲酒》悠悠見南山表達南山無意的映入了詩人的眼簾；
這首詩的意境表現了作者自得其樂的隱居生活和那種悠然、恬靜、消雅的心情。“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一語把這種心境的原因道破。陶潛對禪機悟透頗深，乃至使這首詩的藝術境界產生空靈之感，使人身臨其境，若在仙界上，不在五行中。所以說這首詩難就難在體會出作者當時的心境。
陶潛是東晉的一偉大隱士。從客觀上看，為不願同流合汙；從主觀上看，則是因其自身所形成的性情，因為人總是不斷地向自己的本性邁進，當本性與後天之性情產生衝突，便會產生大悲哀。然後棄之，而後得魚或熊掌也。而陶潛便是取熊掌而歸山林，因其性本愛丘山。所以，此詩意境雖在悠閒，然心境卻大相徑庭。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暄”，乍聞只覺得清淨，悠閒，細思方感作者之愁情，一個人久居僻靜之所，則嚮往喧鬧的聲音，人之常情。一個“無”字盡顯作者之遺憾。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看則沒問，實則扣心自問，敲打警鐘，終於驀然回首，否極泰來，再看眼前之青山綠水，自然風光，心曠神怡，想起日常之生活往事。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多麼灑脫，飄逸的情景，一個“見”字，令人忘俗，浮想聯翩。酒是很妙的東西，忘卻暫時的煩惱，使一切朦朧、模糊，達到美的極致，景中生情，這是體驗高峰。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佳”完善高度的統一。“相與還”，何也？週而復始，返樸歸真，如果謝靈運還是寄情于山水，那麼，陶潛則是與自然山水合二為一，這便是他此時的心境。而後，作者便把自己的領悟昇華為哲理的高度，“此中有真意，欲辯而忘言”，最美的大自然的語言便是默默無言。作者的心情由愁生悲，有悲見喜，有喜達歡，又由歡歸於平淡。
原文
《飲酒·其五》
東晉陶淵明的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賞析
大致在魏晉以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華人一直相信人類和自然界都處於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這一種外於而又高於人的個體生命的權威，在東漢未開始遭到強烈的懷疑。於是就迎來了個性覺醒的時代；在文學創作中，相應地有了所謂“人的主題”的興起。但個性覺醒，既是舊的困境與背謬的結束，又是新的困境與背謬的發現與開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個體生命與永恆的宇宙的對立。人們不斷髮出哀傷的感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詩十九首》）；“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贈白馬王彪》）；“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阮籍《詠懷詩》）。人們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無限存在對有限人生的壓迫。但是，即使說困境與背謬註定要伴隨人類的全部程序（這是一個存在主義的觀念），在不同的階段上，人還是要尋找不同的解脫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詩意上的，人也要發現一種完美的生命形態。所以到東晉末，在玄學的背景中，陶淵明的詩開始表現一種新的人生觀與自然觀。這就是反對用對立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相反地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在他的這《飲酒》第五首之中，表現得最為充分而優美。憑著它那淺顯的語言、精微的結構、高遠的意境、深蘊的哲理，這首詩幾乎成了中國詩史上最為人們熟知的一篇。全詩的宗旨是歸復自然。而歸復自然的第一步，是對世俗價值觀的否定。自古及今，權力、地位、財富、榮譽，大抵是人們所追求的基本物件，也便是社會所公認的價值尺度。儘管莊子早就說過，這一切都是“賓”，即精神主體的對立面（用現代語彙說，就是“異化”），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終究無法擺脫。而陶淵明似乎不同些。他當時剛剛從官場中退隱，深知為了得到這一切，人們必須如何鑽營取巧、裝腔作勢，恬不知恥地丟去一切尊嚴。他發誓要扔下這些“賓”的東西，回到人的“真”性上來。
於是有了這首詩的前四句。開頭說，自己的住所雖然建造在人來人往的環境中，卻聽不到車馬的喧鬧。“車馬喧”，意味著上層人士之間的交往，所謂“冠帶自相索”。因為陶淵明喜歡訴窮而人們又常常忘記貴胄之家的“窮”與平民的“窮”全不是一回事，這兩句詩的意味就被忽視了。實在，陶家是東晉開國元勳陶侃的後代，是潯陽最有勢力的一族。所以，儘管陶淵明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門無車馬終究是不尋常的。所以緊接著有一問：你如何能做到這樣？而後有答，自然地歸結到前四句的核心——“心遠地自偏”。“遠”是玄學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脫於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狀態。此處的“心遠”便是對那爭名奪利的世界取隔離與冷漠的態度，自然也就疏遠了奔逐於俗世的車馬客，所居之處由此而變得僻靜了。進一步說，“車馬喧”不僅是實在的事物，也是象徵。它代表著整個為權位、名利翻騰不休的官僚社會。
這四句平易得如同口語，其實結構非常嚴密。第一句平平道出，第二句轉折，第三句承上發問，第四句回答作結。高明在這種結構毫無生硬的人為痕跡，讀者的思路不知不覺被作者引導到第四句上去了。難怪連造語峻峭的王安石也大發感慨：自有詩人以來，無此四句！排斥了社會公認的價值尺度，探詢作者在什麼地方建立人生的基點，這就牽涉到陶淵明的哲學思想。這種哲學可以稱為“自然哲學”，它既包含自耕自食、儉樸寡慾的生活方式，又深化為人的生命與自然的統一和諧。在陶淵明看來，人不僅是在社會、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個個體生命作為獨立的精神主體，都直接面對整個自然和字宙而存在。從本源上說，人的生命原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化”遷變的表現，只是人們把自己從自然中分離出來，投入到毫無真實價值的權位和名利的競逐中，以至喪失了真性，使得生命充滿焦慮和矛盾。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態，只有歸復自然，才能求得。
這些道理，如果直接寫出來，詩就變成論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詩人（題名叫《飲酒》，自然是一位微醺的、飄飄然忘乎形骸的詩人）在自己的庭園中隨意地採摘菊花，偶然間抬起頭來，目光恰與南山（即陶之居所南面的廬山）相會。“悠然見南山”，按古漢語法則，既可解為“悠然地見到南山”，亦可解為“見到悠然的南山”。所以，這“悠然”不僅屬於人，也屬於山，人閒逸而自在，山靜穆而高遠。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從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為一支輕盈的樂曲。
出自【晉】陶淵明《飲酒》悠悠見南山表達南山無意的映入了詩人的眼簾；
這首詩的意境表現了作者自得其樂的隱居生活和那種悠然、恬靜、消雅的心情。“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一語把這種心境的原因道破。陶潛對禪機悟透頗深，乃至使這首詩的藝術境界產生空靈之感，使人身臨其境，若在仙界上，不在五行中。所以說這首詩難就難在體會出作者當時的心境。
陶潛是東晉的一偉大隱士。從客觀上看，為不願同流合汙；從主觀上看，則是因其自身所形成的性情，因為人總是不斷地向自己的本性邁進，當本性與後天之性情產生衝突，便會產生大悲哀。然後棄之，而後得魚或熊掌也。而陶潛便是取熊掌而歸山林，因其性本愛丘山。所以，此詩意境雖在悠閒，然心境卻大相徑庭。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暄”，乍聞只覺得清淨，悠閒，細思方感作者之愁情，一個人久居僻靜之所，則嚮往喧鬧的聲音，人之常情。一個“無”字盡顯作者之遺憾。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看則沒問，實則扣心自問，敲打警鐘，終於驀然回首，否極泰來，再看眼前之青山綠水，自然風光，心曠神怡，想起日常之生活往事。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多麼灑脫，飄逸的情景，一個“見”字，令人忘俗，浮想聯翩。酒是很妙的東西，忘卻暫時的煩惱，使一切朦朧、模糊，達到美的極致，景中生情，這是體驗高峰。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佳”完善高度的統一。“相與還”，何也？週而復始，返樸歸真，如果謝靈運還是寄情于山水，那麼，陶潛則是與自然山水合二為一，這便是他此時的心境。而後，作者便把自己的領悟昇華為哲理的高度，“此中有真意，欲辯而忘言”，最美的大自然的語言便是默默無言。作者的心情由愁生悲，有悲見喜，有喜達歡，又由歡歸於平淡。
原文
《飲酒·其五》
東晉陶淵明的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賞析
大致在魏晉以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華人一直相信人類和自然界都處於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這一種外於而又高於人的個體生命的權威，在東漢未開始遭到強烈的懷疑。於是就迎來了個性覺醒的時代；在文學創作中，相應地有了所謂“人的主題”的興起。但個性覺醒，既是舊的困境與背謬的結束，又是新的困境與背謬的發現與開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個體生命與永恆的宇宙的對立。人們不斷髮出哀傷的感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詩十九首》）；“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贈白馬王彪》）；“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阮籍《詠懷詩》）。人們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無限存在對有限人生的壓迫。但是，即使說困境與背謬註定要伴隨人類的全部程序（這是一個存在主義的觀念），在不同的階段上，人還是要尋找不同的解脫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詩意上的，人也要發現一種完美的生命形態。所以到東晉末，在玄學的背景中，陶淵明的詩開始表現一種新的人生觀與自然觀。這就是反對用對立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相反地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在他的這《飲酒》第五首之中，表現得最為充分而優美。憑著它那淺顯的語言、精微的結構、高遠的意境、深蘊的哲理，這首詩幾乎成了中國詩史上最為人們熟知的一篇。全詩的宗旨是歸復自然。而歸復自然的第一步，是對世俗價值觀的否定。自古及今，權力、地位、財富、榮譽，大抵是人們所追求的基本物件，也便是社會所公認的價值尺度。儘管莊子早就說過，這一切都是“賓”，即精神主體的對立面（用現代語彙說，就是“異化”），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終究無法擺脫。而陶淵明似乎不同些。他當時剛剛從官場中退隱，深知為了得到這一切，人們必須如何鑽營取巧、裝腔作勢，恬不知恥地丟去一切尊嚴。他發誓要扔下這些“賓”的東西，回到人的“真”性上來。
於是有了這首詩的前四句。開頭說，自己的住所雖然建造在人來人往的環境中，卻聽不到車馬的喧鬧。“車馬喧”，意味著上層人士之間的交往，所謂“冠帶自相索”。因為陶淵明喜歡訴窮而人們又常常忘記貴胄之家的“窮”與平民的“窮”全不是一回事，這兩句詩的意味就被忽視了。實在，陶家是東晉開國元勳陶侃的後代，是潯陽最有勢力的一族。所以，儘管陶淵明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門無車馬終究是不尋常的。所以緊接著有一問：你如何能做到這樣？而後有答，自然地歸結到前四句的核心——“心遠地自偏”。“遠”是玄學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脫於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狀態。此處的“心遠”便是對那爭名奪利的世界取隔離與冷漠的態度，自然也就疏遠了奔逐於俗世的車馬客，所居之處由此而變得僻靜了。進一步說，“車馬喧”不僅是實在的事物，也是象徵。它代表著整個為權位、名利翻騰不休的官僚社會。
這四句平易得如同口語，其實結構非常嚴密。第一句平平道出，第二句轉折，第三句承上發問，第四句回答作結。高明在這種結構毫無生硬的人為痕跡，讀者的思路不知不覺被作者引導到第四句上去了。難怪連造語峻峭的王安石也大發感慨：自有詩人以來，無此四句！排斥了社會公認的價值尺度，探詢作者在什麼地方建立人生的基點，這就牽涉到陶淵明的哲學思想。這種哲學可以稱為“自然哲學”，它既包含自耕自食、儉樸寡慾的生活方式，又深化為人的生命與自然的統一和諧。在陶淵明看來，人不僅是在社會、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個個體生命作為獨立的精神主體，都直接面對整個自然和字宙而存在。從本源上說，人的生命原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化”遷變的表現，只是人們把自己從自然中分離出來，投入到毫無真實價值的權位和名利的競逐中，以至喪失了真性，使得生命充滿焦慮和矛盾。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態，只有歸復自然，才能求得。
這些道理，如果直接寫出來，詩就變成論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詩人（題名叫《飲酒》，自然是一位微醺的、飄飄然忘乎形骸的詩人）在自己的庭園中隨意地採摘菊花，偶然間抬起頭來，目光恰與南山（即陶之居所南面的廬山）相會。“悠然見南山”，按古漢語法則，既可解為“悠然地見到南山”，亦可解為“見到悠然的南山”。所以，這“悠然”不僅屬於人，也屬於山，人閒逸而自在，山靜穆而高遠。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從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為一支輕盈的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