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偽書的概念，一般來講，偽書是指一書的公認著者及時代並非這書的真正著者及時代的書，或簡言之"著者不真實的書" 。但這並非就是假的，因為可能是託某人的名義寫的真實事實的書，又或者書是真的但內容是假的，但是現在來講，偽書是非法的。所以在判斷《史記》是否是偽書應當按照古時的標準來進行，也就是說是否是司馬遷寫的或者書中的內容是否是真實的。

我們目前公認的《史記》是西漢·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的歷史。但是《史記》起初是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在《隋書·經籍志》記載：“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此處才正式將司馬遷寫的書稱之為《史記》，明確了其官修史書的地位，此後《史記》成了專有名詞。

大體上講，在《史記》問世之後，歷代刊印的版本甚多，目前現存最早的版本為南北朝時期的抄本殘卷。最早的刻本為北宋時期的《史記集解》單刻本。南宋的黃善夫刊本為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但是遺憾的是，宋代以前的刻本都已失傳。

現存的南宋黃善夫刻本、明嘉靖萬曆間南北監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閣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都匯刻了三家注，有別於它種單刻本，是流傳至今較好的版本。

而目前我們能看到的《史記》 是中華書局點校出版的通行本 。此本主要採納了黃善夫本、武英殿本、金陵局本。因為黃善夫本比較善，所以中華書局的1959年新標本，就是以金陵局本為底本，分段標點排印的，廣泛地吸取了前人研究的結果，重新作了校訂。在編排格式上也作了較大改動，依照武英殿本，把每篇大題（即書名）排在前面，小題（即篇名）排在後面，並把金陵局本原來排列在正書之前的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序》、《史記索隱後序》、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序》、《史記正義》的《論史例》、裴駟的《史記集解序》全部移到書後，依照年代先後排列次序。

前兩年，中華書局重新點校了《史記》並已經出版發行，同樣是以前述為底本，綜合參考當前考古出土的其他資料補正，為現行最新的版本，也就是說《史記》的內容已經是被考古出土的實物證明不虛的，當然要全部內容都證實，確實還沒做到，至少可以證明《史記》在內容上是接近真實的，這也是歷朝歷代的共識。那麼，這本書是不是司馬遷寫的呢？同樣，從這本書的沿革和版本來說，應該是司馬遷寫的，但我們也要相信，它不是司馬遷寫的原稿。由此可見，稱《史記》為偽書是不妥的。

對題主所用的“偽書”一詞，我覺得有些費解，不知道“偽”字主要是指哪一方面？

《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據稱是司馬遷用了十四年時間編纂而成，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多字。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史記》就記載了其中的三千年。

如果要較真的話，現今的《史記》一書確實不能肯定全部出自司馬遷之手，有少部分篇章應該是屬於後人補錄，但到底是有幾篇？十篇還是三十多篇？至今也沒有定論。~這或許就是題主所言的“偽書”？

再者，《史記》從三皇五帝開始，一直記載到漢武帝時代，這其中的許多遠古及上古的事情，司馬遷是怎麼得知的呢？而且得知的又是那麼詳細，又有對話，又有動作，這些都靠譜嗎？況且之前還有一次焚書坑儒的浩劫，可以供司馬遷查詢的歷史資料少的可憐。這就不得不讓我們懷疑這些關於上古歷史的真實性和準確性，而且前幾年發現的《竹書紀年》裡的記載確實有許多和《史記》大相徑庭。~這是否也是題主所說的“偽書”的意思呢？

其實，有些東西我們完全沒必要去較真兒，在這裡，我想引用一下世界著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的一番話作為結束：“絕大部分歷史是猜測，其餘的部分則是偏見”。此言雖是這位偉大歷史學家的謙卑，但我們又能從這句話中讀出什麼呢？

“偽書”一說，如果是指現今流行本《史記》已不復當年原貌，或是指《史記》內容有部分失真之處，則值得認真探討。

如果是對《史記》原著及原著者司馬遷的真實性提出懷疑，則我以為大可不必！

中國自古就有重視治史的傳統，這與華人的祖先崇拜及“垂範後世”的精神追求同源同流。司馬遷就出生在一個世代史官的家族，即所謂“司馬氏世典周史”（《史記·太史公自序》）。

周亂以後，司馬氏“去周適晉”，仍世代以治史為業，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於漢武帝建元、元封年間任太史令，世稱“太史公”。 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這篇文章《史記》全文錄下，我讀後自覺非常受用。

可見，司馬遷是有深厚的家學淵源的。他本人則勤奮好學，博覽古籍，又遊歷天下，增長見聞，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記：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這些都為司馬遷寫作《史記》打下了堅實基礎。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同時他也繼承了父親的遺志，開始編寫《太史公書》，即《史記》。

《史記》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部分，共130篇，52萬多字，記述了自上古黃帝時代至武帝太初年間共三千餘年的歷史，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史記》史料翔實，文采出眾，論述精當，其所記史實與現代考古學成果多有互證，從而在史學界和文學界都擁有崇高地位，這要歸功於司馬遷卓越的文史才華、嚴謹的治史態度及矢志不移的創作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史記》在歷史流轉中，曾遺失了約十篇，西漢中期文學侍郎褚少孫做了些增補工作，補足了原著篇數，所以在書中常可見到“褚先生曰”的字眼。後人對褚加的這部分內容，常有“狗尾續貂”之譏，尤其《龜策列傳》一篇更是惡評不絕。當然，有司馬遷珠玉在前，這也在所難免，褚少孫的貢獻還是應當肯定。

即便不復當年原貌，但《史記》的巨大價值不容置疑。魯迅先生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已成定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