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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談體壇那些事兒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名丹,戰國時人,曾在魏國做官,後來到齊國、秦國。《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的理論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財家。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農業經濟迴圈說,即農業的豐收和天時有關,認為十二年為一個週期。開始的第一年是大豐收年,此後兩年是衰退期,第四年乾旱,再兩年是小豐收,第七年又是大豐收年,此後兩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則又幹旱,隨之又是兩年的小豐收,到下一年重新開始一個週期。在上述思想的基礎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經商致富的原則,即“治生之術”,其基本原則是“樂觀時變”,主張根據豐收歉收的具體情況來實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在當時的貿易是以貨易貨,而白圭的高明之處就是準確掌握時常行情,在別人覺得多而拋售時,他就大量地吃進,等別人缺少貨物需要吃進時,他就大量丟擲。這樣低進高出,必能從中取利,積累財富。白圭在當時的社會中不僅懂得低買高賣的經濟基本規律,而且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既簡單又高明的理論,這對秦漢以後各代的設市貿易、公輸方式都產生了極大影響。白圭為達到理財富國的目的,對各種市場資訊極為重視,反映也極快,出手果斷。一遇行情變化,立即作出決定,是買進還是賣出,絕不錯過任何一次良機,用他的話說就是“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同時,他還能克勤克儉,身體力行,精心創業,是一個自制力極強的人,絕不會因為賺了錢就去揮霍浪費,這很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白圭還強調商人要有豐富的知識,同時具備“智”、“勇”、“仁”、“強”等素質,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謀略,又要有孫子用兵的韜略,否則經商是很難有大成就的。白圭為國理財,常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域性,在經營上從不嫌棄小惠小利,也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將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產聯絡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財,又使生產有利其發展,他認為只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欠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輔民安民的同時為國家理財致富。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產蠶繭,就購進這些產品,而用穀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產,就去購進他們的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通,既利於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白圭在當時還很擅長觀察天氣變化,注意提前儲備糧食物資來救災救荒,輔民安邦。在豐收之年就趁糧價低時大量買進,等災荒發生時就以低於市場的價格低價賣出,幫助人民度過災荒。這樣在輔民為民的同時,財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還有一個讓現代人汗顏羞愧的經商思想:“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意思是說如果為了省錢而買穀物自己吃,就買差一些的穀物,如果是為了做種子來年豐收,那就請買上等的種子。他不但為對方著想,還計劃得合情合理,既要節儉,又要豐產,可謂將思想做到了家。這種經營思想和真誠為顧客著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見的。許多商家如果真把顧客當作上帝來對待,就應該處處為顧客著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樣想在前邊,這才是最有效的最讓人欽佩的經商策略。在戰國時期,政治、軍事的地位遠遠高於經濟,但白圭卻將經濟的重要性等同於政治和軍事,他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認為經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質,更要有仁義之心,這和治國統兵要求同樣高,沒有那麼高的素質想向我請教也不會告訴你訣竅。“終不告之”或許有些過分,有不外傳之嫌,但或許白圭認為不仁不義、無勇無謀的人學了也不會用好,反而會壞了他的名聲吧。比如有人學了之後用欺詐之法損人利己,這恐怕與白圭的利國利民然後再取財的道理相違背了。總之,白圭將經商的地位看得與政治軍事同等重要,說明他具有了一種謀略家的頭腦。在兩千多年前,白圭就有了這麼好的經商思想,實在讓我們歎服,中華文化寶庫中如此豐富的遺產更令我們驕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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