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複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髮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華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華人。”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一直努力地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別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經濟競爭力。中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也比較少。據瑞士洛桑國防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統計，1997年中國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學論文索引》上發表的論文數居第12位，僅佔當年世界論文總量的1．6％，相當於美國的6％，英國的19％。世界發表論文最多的200所大學沒有一所是中國內地的。再如，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中國只有1．3萬件。看來，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裡？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後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科學發展的實踐反覆證明，人是第一生產力的開拓者，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中國曾開展了一次建國後最大規模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計算結果顯示，中國公眾理解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比例為3．3％，瞭解科學研究過程的比例為2．7％，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僅為0．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世界科學報告》資料，每千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為 4．7人，美國為3．8人，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為2．8人，歐共體12國平均為1．9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為1人，而中國只有0．4人。上面兩組數字對破譯“李約瑟難題”的解頗有幫助，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在人才上佔有數與質量的絕對優勢，科學技術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個科技人才缺乏的國家，也必然會處在科技落後的尷尬境地。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紮根和探求不夠，是一個非常要害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美國社會科學家朱克曼曾對3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做過分析，發現躋身於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團體，得到過名師指教者頗多，僅英國卡文迪什實驗室就誕生過1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人在分析中國為何至今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的原因時認為，西方科學有著良好的“求異”傳統，所以他們總是刻意求新。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視思想“守一”和“齊一”的思想控制，嚴重地影響了科學的萌芽，抑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為21世紀定調的主旋律是科學技術，它能否成為一個民族的興奮點乃至注意力，最該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這就同為“李約瑟難題”的難之處和解之處。

決定科學盛衰的鑰匙在哪裡？“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這就是要以戰略性的眼光和任務，把大力培育科學精神賴以生長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養的步伐，切實作為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手之林的關鍵性鏈條和槓桿性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如何破解所謂“李約瑟難題”？

1.世界範圍內，紙張成本是何時降低到人人均可負擔的？

紙張成本高昂時，文分口語和書面語(文言文），文人惜字如金，沒人會寫大部頭浪費紙墨。明朝朱棣時期一部《永樂大典》，對整個歐洲而言就如天書般的存在，足夠讓他們吸收、消化200年。

而且，造紙和印刷成本過高時，無法普及全民教育，科研人員基數亦有限。

所以，那時自然不會有現代意義上的長篇大論的科學理論，也不會有如此眾多的科研成果。

2.一個關鍵時點：公元1643年牛頓出生，1644年滿清入京。

西方科學體系最為重要的奠基人出生的次年，中國卻落入了滿清的黑暗反動統治。

為防範占人囗絕大多數的漢人發展科技，終結滿蒙騎射優勢。滿清統治者實行高壓愚民統治，大興文字獄，禁錮思想譭棄科技，長達200年之久，遺毒至今。

科學研究？獨立思考可是掉腦袋的死罪！而且，一個文盲超97%的國家，哪來的受教育人囗基數支撐各門各類科研體系和技術應用！

改革開放40年，新中國建立了全球唯一完備的製造業體系，普及了全民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高素質科學家和工程師，完成了從技術引進改造向自主創新的轉向！中國將成為末來世界科技創新的領頭羊！所謂“李約瑟難題”將不再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