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不是大明朝的官員，他只是皇帝的家奴，所以對他不能用“執政”來形容，而應該是“專政”或“亂政”，也就是常說的禍亂朝綱。

魏忠賢能夠站在權力的頂峰呼風喚雨，得益於天啟皇帝。他真正“亂政”的時間應該是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到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天啟七年秋八月崇禎即位後迅速衰敗，說他導致明末農民起義有些不太現實。

一是時間上不充分，太短；二是他專政期間主要針對東林及其身後的江南財閥（收商稅）。

所以我認為：明末農民起義是對魏忠賢“亂政”的重要考核指標。但民亂的爆發也離不開地方官員的處理不當，所以魏忠賢領導不力的責任是逃不了的。陝北王二起義拉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

天啟七年七月（公元1627年），陝北白水縣農民王二率農民軍誅殺澄城縣知縣張鬥耀，成為明末農民起義的急先鋒，但並沒有形成燎原之勢態。

而這個時期正是魏忠賢“亂政”的最後時刻，因為八月天啟駕崩，崇禎繼位，魏忠賢迅速成為崇禎增加聲望的墊腳石。

但王二起義引導了反抗大明朝廷的潮流，成為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的榜樣，這是否屬於魏忠賢的責任，我也不好評斷。天啟年間的起義。

天啟年間總體來說還算平緩，雖然內憂外患依舊存在，但危機還是能渡過去的。

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和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由奢崇明、安邦彥主導的“奢安之亂”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農民起義。

他們只是大明王朝在西南的土司，明朝在“改土歸流”的過程中肯定會觸犯某些土司的利益，何況明王朝對二人並不差，只是一貫的反骨而已，這種情況延續到清乾隆時期依然存在。

天啟年間還爆發了白蓮教起義。影響大的就是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的山東鄆城徐鴻儒起義。

從朱元璋時期就開始的大藤峽爆發了最後一次起義。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胡扶紀率部發起了反抗明朝統治的起義，但第二年就被鎮壓下去，這也是中國歷史上起義時間最長的，歷經200餘年。 魏忠賢亂政期間激起的民變被鎮壓的也很快。

天啟年間可以說是明朝翻盤的最好時機，只要政治清明，齊心協力，以明朝當時的方略平定後金還是可以的。

只可惜明朝內耗太厲害。

魏忠賢課收重稅，但基本上集中在商業領域，反而降低農稅，導致東林和他死磕。因為東林的背後就是江南財閥，明末的江南財閥已經成為社會的毒瘤。

“與民爭利”的“民”不是農民，而是商人和他們背後的東林官員利益體。東林財閥主要集中在揚州府、鎮江服、常州府、蘇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少許），這也是反對魏忠賢最激烈的地方。

蘇州府城爆發反對魏忠賢抓捕周順昌的民變；

常州府城爆發反對魏忠賢抓捕李應升的民變；

常州府無錫縣爆發反閹黨民變；

徽州府城由黃山大案爆發了反閹黨的民間義舉！

這些地方民變都集中在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可以說是魏忠賢的最後瘋狂！

雖然說到要了明王朝命的明末農民戰爭，後人大多關注的是崇禎年間各地農民軍洶湧的場面。但其實在先前的天啟年間，也就是魏忠賢專權時代。這件事就已經有“預警”——在那個自然災害不算酷烈的幾年裡，就已經發生農民起義了。

比如明朝天啟二年，山東與河北的農村，就陸續爆發了白蓮教起義。先是山東人許鴻儒起事，當地的鄉民們竟然“多攜持婦子，牽牛駕車”來參加。突發的起義打的明王朝措手不及，鄆城，鄒縣，滕縣相繼淪陷。許鴻儒竟然還計劃揮師南下，打通京杭大運河，奪取了明朝漕糧後再北上攻擊北京。雖說這場起義很快被撲滅，但著實把明王朝驚出一身冷汗。

而在天啟四年時，安徽潁州至河南永城一帶，鄉民楊從儒等人也密謀起義，甚至連開國的年號都想好了：懿德元年。好在也迅速被明王朝撲滅。總起來說，魏忠賢權勢滔天的天啟年間，農民起義雖說規模不大，但確實有！

但是，就是這些規模不大的農民起義，卻已經摺射了當時明王朝的危機：此時的大明王朝，幾乎已經成了火藥桶。

明朝的農民起義爆發，難道僅僅因為天災？其實，早在張居正溘然長逝，萬曆皇帝南征北討，書寫“三大徵”輝煌時，許多有識之士，就已經發出了警告聲：安州知州張遂的《興除議》裡就指出，此時的明王朝，行政效率極其癱瘓，地方官員人浮於事，賦稅更被官員士紳層層壓在小民身上，長此以往下去，“唐之亡非以黃巢乎？”大唐滅亡的教訓，就要在明王朝重演啊。

而改革家張居正生前十分欣賞的學生於慎行，更在著作《谷山筆塵》裡，發出重要警告：自從一條鞭法推廣，而張居正的考成法廢黜之後，商人們偷稅漏稅，就有了更多的空子，大量的賦稅都會被甩鍋給平民百姓，以至於“農重而商寬”，大亂不是危言聳聽。

其實，何止是天啟年間，自從萬曆皇帝清算了張居正，著名的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以後，明王朝的農民起義，就有悄然越演越烈的趨勢。從萬曆二十七年起，徐州南京等地，就陸續爆發過農民起義，到了天啟年間時，雖說起義規模不大。但是官員吳應箕的書信裡，卻生動記錄了河南農村的景象：因為沉重的賦稅都給甩給貧農，農民們寧可賣牛外出打工，都不願在農村種地。以至於當時風調雨順的年景，肥沃的土地竟全是荒草。目睹景象的吳應箕，也只能“不覺浩嘆”。除了嘆息，還能說什麼？

風調雨順年景尚且如此，崇禎年間席捲全國的大起義，更是毫不意外，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可惜找錯病因的崇禎帝，直到煤山上吊時都未懂。

還沒有，現在有據可查的天啟年間的農民起義只有天啟二年和四年各一次，天啟二年魏忠賢還在宮裡做倉庫保管員，四年那次是他升到了柄筆太監，也是他剛剛上任的時候前任的問題比他多太多了。能夠看到從天啟四年到崇禎初年這4年間魏忠賢總覽朝政後群體事件一共是11起還有3起是魏忠賢收工商稅東林黨搞的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