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志嘛，一個為國，一個為家。只是隨著抗清鬥爭的逐一失敗，這個“家”也成了漢人心中最後一支火炬。所以這裡毫無對鄭成功任何的不敬，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崇高歷史地位不容褻瀆。此處只用史料還原真實的歷史。

李定國在廣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後便受到孫可望的猜忌和嫉妒，處處掣肘壓制，此時大西軍仍是以孫為尊，李定國忍辱負重，始終以復明為己任，開始考慮轉變戰略方向，並決定由桂入粵。這樣既能避免與孫可望同室操戈，又可以向實力雄厚的鄭成功部靠近，最重要的是，在明末廣東一省的財賦大約相當於廣西的十倍，收復廣東將會極大的改善南明的物質、人員匱乏的狀況，而且也會為接下來的收復江西、湖南、福建打下堅實的基礎。

前期李定國的桂林、衡州大捷使各處蟄伏的抗清勢力聞風而動，清軍本就兵力單薄，廣東守軍不滿2萬，如若李鄭聯兵更是顧此失彼、焦頭爛額，克復廣東將會穩操勝券。

順治10年（公元1653年），李定國與鄭成功約定共取肇慶，清平南王尚可喜親自守城，大西軍苦戰數月，鄭軍不至，無奈損兵糧盡，只得退軍。鄭軍帳下東寧戶官楊英在《先王實錄》中記載了兩人很多書信往來的史實，李在一封來信中說:“知公疇昔之愆期，若有俟不穀今茲之少選，誠有待也”，這無疑說明在戰前已經有了約定。

《南明史》說“研究鄭成功起兵以後的整個經歷，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對峙，國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鑑於自身力量不夠強大，在政治影響上也無法同明、清兩個並存的政權爭奪民心（包括官紳），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兩方誰能讓他獨斷專行，或者說割地自雄，他就奉誰正朔”。

楊英的《先王實錄》記載鄭成功和他父親鄭芝龍的信上說“清朝若能信兒，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明臣而已”。

來年，李定國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再次進軍廣東，直取新會。而清軍主力這時大部集中在廣州，可以看出他是盼望強大的鄭軍能儘快在近海的新會參戰。後續歷史證明，如果兩軍合兵一處，水陸互成犄角，粵閩兩處清軍本就是缺兵少將、互相支援，屆時將會首尾難顧、逐北而逃。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此時“東風”就是鄭成功，如果順著李定國的戰略構想推進，“恢復故國”這個偉大藍圖的輪廓會越來越清晰，最次的局面也會是劃江而治。

順治11年2月（公元1654年），李定國統兵數萬再伐廣東，連取廉州、高州、雷州，一路勢如破竹，清軍守軍不敢應戰。6月，開始圍城新會。

勝戰之餘，李定國見大軍深入敵境糧草軍需日漸不支，而鄭軍遲遲不來，便於4月和8月間一再派使者去廈門催促鄭成功。李定國大為不滿，在信裡寫道:“惟侯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說就只等爵爺你的訊息，兩軍長驅直入，以成合擊之勢。李定國在信中透徹地分析了戰局態勢，指出如攻取新會則廣州可下，取廣州則滿盤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隸有如破竹之勢，中興大明指日可待。隨著戰局越來越不利，李定國在信中用詞也越來越嚴厲:“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暗示鄭不應虛戴永曆名號，不以大局為重。又說:“不思羊城底定後，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這時已經是對鄭失望透頂，已經明白兩人不是一路人。

新會戰役從6月一直打到12月中旬，清平南王尚可喜見已無後顧之憂，陸續調集主力增援。大西軍採取掘地道、大炮轟城、伐木填濠等戰術進行強攻，都因守城清軍負隅頑抗，始終未能破城。

新會被圍半年有餘，糧草已絕。清軍竟然開始殺人為糧，《新會縣誌》記載“蓋自被圍半載，飢死者半，殺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喪亂，未有如是之慘者也”。但這時孤師遠征的大西軍也是強弩之末。

十二月初10日，待清廷靖南將軍朱馬喇等率滿、漢援軍趕到時，新會已危在旦夕。朱馬喇部休整三天後向大西軍發起總攻，守軍亦在後軍突擊，兩軍激戰4天，大西軍全線潰敗。清軍乘勝追擊，收復的州縣再復淪陷。

至此，李定國精心籌畫的恢復廣東、進取江南戰略完全失敗，這以後他再也沒有力量和機會進入廣東了，南明覆興的希望從此化作泡影。

這樣的結局令人不勝唏噓、不勝感嘆。

鄭成功為自己、為家族、為手下數十萬將士精緻地規劃前景、謀求利益最大化這無可非議，但若論家國情懷、民族大義實在是不及李定國。尤其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這種挺身而出、勇於獻身的精神誠為可貴，這種精神支撐著我們五千年之民族屹立不倒。

鄭成功性格使然。鄭有精神潔癖，待人嚴苛。擁魯王的明將張名振與之相會，鄭尚且輕慢對之，張露出後背所刺“赤心報國”四字，鄭方改容相敬。後來民間傳說，張還是被鄭毒死了。鄭手下施琅、黃梧等人都是將才，皆因鄭不能容人而先後叛明。令人嗟嘆，晚年的鄭成功連自己在大陸的將領也指揮不動了，他們一邊倒的支援鄭成功的兒子鄭經，令鄭狂怒。鄭之為人，可見一斑。而李定國曾為張獻忠義子，有這樣”歷史汙點”之人如何能入鄭成功法眼，更別提合作了。